而在庆历朋党之争往后，朝廷大臣们干事都很小心翼翼，惧怕与“朋党”扯上联系。
皇祐二年(1050)，任职知谏院的包拯就决断上疏《论大臣踪迹事》，尖利地批评了这种习尚，并向仁宗皇帝举了唐太宗与魏征、唐高宗与李安时期的所谓“朋党”之争，阐明敢为之人常常因危害奸臣的利益而被污为“朋党”，而作为皇帝则要长于辨明，“知人用人”。
包拯的观念其实与变革派其时自辩提出的《朋党论》《近名论》等观念是附近的，但是变革派提出的“正人以同路为朋”，是所谓的“正人之党”，包拯则指出正人之间的彼此称赞提拔，是不能被称为“朋党”的。这种提法天然避免了保守派的“朋党”责备，使朝臣们勇于干事，勇于变革。
之后，包拯还向仁宗皇帝交了一篇闻名的奏章《七事》，向仁宗皇帝进奏要差异奸忠、不信朋党、信誉贤达、治奸妄之人、用人不疑、访才用贤、重用贬逐之臣。而这些观念赫然与“庆历新政”千篇一律。
朝廷大臣们这下总算理解了：包拯，便是个实话实说、只为公正、不涉党争的官场异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