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方青苗法，原意是为了保护农人利益，王安石在鄞县做县令时就尝试过，“贷谷于民，立息以偿”，作用很好。但当他将此法面向全国后，却呈现了南辕北辙的效果。不识字的乡农们去请求青苗法的借款，要通过以下关口：为了填写请求书，要花钱请书吏;拿到衙门去请求，碰到贪官蠹役，又要去打点，并且借款条文完全由官吏书写，不识字的村民很简单被欺骗。
据史书记载，其时新法规则的利息是二分，但通过贪官蠹役的层层剥削，最终借款农人要返还的实践利息，竟达到了原先设定的35倍，远超过高利贷，逼得村民宁肯“乞求于大族大族，增息而取之”，也不敢再向政府借款了。相似这样的问题，在其他新法法令的施行中也呈现过，假如王安石等人能有备无患、早做防备，并随革新进程及时做出些调整，新法推广的作用或许会更好一点。
当然咱们不能对革新者吹毛求疵，更不能由于革新中呈现问题就全盘否定王安石变法的积极意义。至于有些人说的变法引起剧烈党争，导致北宋消亡，笔者以为更是顺理成章，党争历朝历代都有，没有王安石变法，北宋朝廷仍然存在利益集团的争斗。北宋消亡恰恰是由于没有把变法运动继续下去，旧法复辟，把革新效果吞噬一空，才引起后来的亡国之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