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755年的胡中藻诗狱，是乾隆朝较大的一次文字狱。胡中藻是鄂尔泰的学生。乾隆帝对鄂尔泰、张廷玉两人在朝中营私舞弊，权势过大极为忌恨，所以鼓起胡中藻狱，借题发挥以冲击鄂、张朋党。胡中藻着有《坚磨生诗钞》，乾隆责备诗中“一把心肠论浊清”之句，“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内心?”诗中“与一世争在丑夷”、“文雅欲被蛮”等句，因有“夷”、“蛮”字样，被责备为诋骂满人。又：“尽管冬风好，难用可怎么?”“南斗送我南，斗极送我北。南斗极中心，不能一黍阔”等诗，则扣以南北分提，心怀叵测之罪。成果胡中藻被杀，鄂尔泰撤出贤能祠。
公元1778年，有徐述夔狱。徐述夔着有《一柱楼诗》，其间有“大明皇帝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翩，一举去清都”等句，徐述夔和儿子怀祖戮尸，孙及校正人都处死。出名诗人沈德潜，因其《咏黑牡丹诗》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句，也被剖棺戮尸。
公元1779年，又有冯天孙、沈大绶、石卓槐、祝庭铮等狱。冯天孙着有《五经简咏》一书，因其间有“飞龙大人见，亢悔更何年?”之语，说他想反清复明，凌迟处死，子坐死，家族发遣为奴。沈大绶刻《硕果录》、《介寿辞》二书，身后，其子荣英呈首，自称内有悖逆语。成果大绶戮尸，荣英仍被斩决，兄弟子侄坐斩者九人，家族发遣为奴。石卓槐着《芥园诗钞》，内有“大路日以没，谁与相保持”等句，凌迟处死，家族发遣为奴。祝庭铮着《续三字经》，内有“发披左，衣冠更。难华夏，遍地僧”等语，开棺戮尸，孙五人坐斩。
乾隆时期的文字狱极为频频，不乏其人。其间大都是顺理成章，恣意解说，其荒唐程度，几乎不可思议。如山西王尔扬，为李范作墓志，于“考”字上用一“皇”字，目不识丁的地方官见了大惊，以为犯上作乱。
他们一方面想争夺多搞几个，染红自己的顶子;一方面也的确怕朝廷说他们“失算事小，避讳事大”，不光丢官，还或许引起杀身之祸，所以急忙上奏朝廷，预备再兴大狱。其实“皇考”意即“先父”，古文里常这样运用，并无悖逆的意思。乾隆也觉得这样就兴狱问罪，去抓一个乡间的土老头儿，不值得一干。所以把地方官怒斥一通，算是完事。
在我国封建社会中，清朝的文字狱可算是达于极峰。这一封建独裁独裁政治，造成了政治局面和学术思维的沉寂窒息。在沉寂窒息的无声处，隐伏着剑拔弩张的社会危机。清王朝由盛至衰，当然有着深入的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但大兴文字狱这种加深臣民不满，对朝廷发生巨大离心力的严格方针，也是王朝式微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