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便是说，假如你血缘位置低，即便由于特别原因发了横财，比长子更赋有了，可是你在长子面前依然要毕恭毕敬，并且在衣服、器用、车马的享用上都不得超越长子。不能在长子面前摆谱，不论你是坐着多好的车来的，也要远远地停在门外。你要是有好的衣服、好的车马，则有必要把最好的部分献给族长，你只能用次等的。
所以这就导致了上古年代我国特色的敛财方法，即“先贵然后富”：你在血缘谱系上位置越显贵，分配的财富就越多，就越简单赋有。这就构成了我国政治权利的“超经济强制”的传统。
所以，在血缘年代，血缘位置和权利位置是彻底一体的。周代的家与国是合一的。中心和当地的联系，不仅仅政治联系，更是血缘联系。“由宗法所封建的国家，与周王室的联系，一面是君臣，一面是兄弟伯叔甥舅。而在其根本意义上，伯叔兄弟甥舅的观念，重于君臣的观念。”
所以咱们看，自从开天辟地以来，我国人从氏族、部落到邦族，再到国家，血缘宗族再三扩展，到了周朝，这种宗族认识达到了高峰。可以说，在三代曾经，我国人是彻底生活在宗族之中的。“在春秋中期曾经的我国社会中，没有具有自我认识的独立的人，有的仅仅许许多多以贵族为长的宗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