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狱的鼓起也损坏了官场的习尚，官员从民间搜出具有对立其时国家方针的诗词著作，将文人作者缉捕杀掉成了官场升职邀功的捷径之一。别的文字狱也是政党之间互相攻击弹劾的办法。所以下到七品小吏上至国家栋梁，都遭到文字狱的影响。
文字狱的影响体现在对思维的禁闭和文明的歪曲以及官场习尚的损坏。在我国大兴文字狱操控文人思维的时分，西方开端了文艺复兴的路途，民主科学等思维遭到越来越的多的重视，这是后来我国落后西方的原因之一。
文字狱凄风苦雨之举例
1、孙嘉淦伪奏稿案。乾隆十五年，社会上撒播所谓孙嘉淦伪奏稿。孙曾官至工部尚书，生性正直，勇于犯颜直奏，因而社会上有人冒其名写奏稿，指斥乾隆“五不解十大过”(据后来所传，说奏稿的主要内容是批判他南巡扰民，奢侈浪费和赏罚不公等)。乾隆大怒，说这“全属虚捏”，他命令各省督抚、各级官员严查伪稿的编造者和传播者。至同年十一月，仅四川一省就拘捕了嫌疑犯280多人。山东曾发现伪奏稿，山东巡抚以为“无庸深究”，被乾隆除名查办;御史书成上疏含蓄提出劝止，说此案长年累月，“牵连终所不免，恳将人犯即行免释”，乾隆阅后大怒，连降二道谕旨训斥书成为“丧尽天良之言”，书成被除名服苦役，尔后无人敢谏。
在持续清查中，有挟仇诬告，有畏刑妄承，有牵连扰累，总归弄得人心惶惶。乾隆十七年十二月，江西巡抚鄂容泰，奏报长淮千总卢鲁生父子传抄伪稿。逾月，军机大臣在刑讯诱供中又得知南昌守备刘时达父子共谋。乾隆十八年三月，卢鲁生被凌迟，刘时达等俱定秋后斩决，家族按例连坐。办案不力的大员如江西巡抚、按察使、知府等俱被除名拿问，连两江总督、漕运总督也被牵连问罪。
其实此案疑点许多，卢的口供前后矛盾，他说伪稿是刘所供，但二人并未对质，又无其他依据，仅仅担任此案的官员怕担任“查办不力”的罪名，就匆促判定定案了。乾隆虽未加罪孙嘉淦，但孙吓得心有余悸，面临身边哭泣的妻儿，自悔曾经不应正直敢奏，致使他人冒己名写伪奏稿。乾隆十八年，孙因惊惧而死。在文字狱的凄风苦雨中，正气傲首俱丧，今后勇于直言的就更少了。
2、胡中藻《坚磨生诗抄》案。胡中藻，进士身世，曾任翰林院学士及广西学政等职，乾隆十八年，有人将胡所著《坚磨生诗抄》送乾隆处告密，说《诗抄》中有“一世无日月”、“一把心肠论浊清”等句。乾隆大怒，以为这是“悖逆诋讪怨望之词”，日月合写为明字，是胡有意康复明朝，指斥胡诗：“加浊字放在国号(清)之前，是何心肝?”胡诗中还有“穆王车驾走不断”之句，乾隆又以为是胡挖苦他屡次南巡，等等，据此推理，胡的整部诗抄就成为有体系的反清的书。
胡中藻案又引发鄂昌案。鄂昌，满族人，是已故大臣鄂尔泰的侄子，历任广西及甘肃巡抚。因胡曾任广西学政，二人诗文唱和，这在其时是常有的事，乾隆因鄂昌没有及时揭发胡中藻而大怒，搜寻鄂家，发现鄂的诗《塞上吟》中，称蒙古人为“胡儿”。乾隆指示：满蒙本属一体，称蒙古人为胡儿，“此与自加诽谤何异?非忘本而何?”定案是：胡中藻斩首，鄂昌赐自杀，鄂尔泰的神位也被抬出贤能祠。乾隆又传谕八旗，应坚持满族人骑射尚武传统，不得感染汉人诗词风俗，玩物丧志，如此。
3、王锡候《字贯》案。王锡候，江西新昌(今宜丰)人，中举后九次会试都落榜，从此他灰心丧气，专注著作，他深感《康熙字典》查检、识证都不简单，所以用数年的功夫，编了一部《字贯》，于乾隆四十年刊成后，被对头王泷南揭发，说他修改《康熙字典》，贬毁圣祖。乾隆一看，该书的《概要?凡例》中有一则教人怎样避忌，即凡有康熙帝名玄烨、雍正帝名胤、乾隆帝名弘等字样时应怎么改写以避忌。王锡候所教的办法是彻底按官方规则，都用了缺笔处理，以示敬避。但是乾隆还以为该书没有按更严厉的避忌办法(如“弘”二字应写成“上一字从弓、从厶，下一字从从日”等)，所以怒发冲冠，以为此实“犯上作乱”，“罪大恶极”。王被斩立决，家族按例受牵连。江西巡抚满人海成，最初在接到王泷南指控后，当即上报，拟清除王锡候的功名。乾隆以为海成判的太轻，“有眼无珠”，被除名治罪。这个满洲大吏，曾经因查缴出禁书8000多册，曾遭到乾隆嘉奖，现在一着不慎，便沦为阶下囚。从此今后各省督抚大员及各级官员，遇到这类案子就愈加故意苛求，吹毛求疵，在拟具处理意见时，就宁严勿宽，宁枉勿纵，避免被皇帝加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