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贵族投下户分别向国家和领主缴纳贡赋：向国家缴纳田赋，向领主缴纳“市井之赋”，即元好问所说的“输税于官，且纳课给其主”，所以，他们被称为“二税户”。
辽朝农民缴纳田赋的数目虽不可考，但根据苏辙的记载判断，当比宋朝农民负担为轻。他说：“契丹人每冬季避寒于燕地，牧放住坐亦止在天荒地上，不敢侵犯税土。兼赋役颇轻，汉人亦易于供应。惟是每有急速调发之政，即遣天使带银牌于汉户索取，县吏动遭鞭笞，富家多被强取。玉帛子女不敢爱惜，燕人最以为苦。兼法令不明，受赇鬻狱习以为常，盖夷狄之常俗。若其朝廷郡县，盖亦粗有法度”。
苏辙使辽，十分重视体察辽朝国情，他所记录的辽道宗晚年珍惜辽宋和好关系，蕃汉人户得以休养生息，人人安居，不乐战斗，以及辽道宗佞佛，耶律延禧凡弱，“虽心向汉，但恐不能保其禄位”等情况皆切合实际，他对燕地汉人负担的记录也颇可信。
同时，上京、中京一带，赋役制度定于建国之初，出于招徕、安抚汉人，巩固统治的需要，所定税额也应是较轻的。这从无大批汉人南逃的事实中也可得到印证。
此外，寺庙的佃户中也有一些二税户。
辽朝沿五代旧制，仍有名目不一的杂税，如盐铁税、曲钱、农器钱、鞋钱、匹帛钱、义仓粟等。商业贸易则有关征。田赋之外，盐铁、曲钱和商税是辽朝收入的大宗。盐、铁、酒贸易一直由国家控制，实行专卖。为此，上京置有盐铁司、都商税院;中京置度支使司;东京置户部使司、转运使和曲院;南京有都曲院、商税都点检、酒坊使;西京置都商税点检;各州县则分别设有商、曲、盐、铁等都监或院使。
辽圣宗统和年间，诸道各州县置义仓，令民岁出粟入仓积储。义仓粟实为田赋的附加，将国家赈济灾贫的负担转嫁给农民。此外，或为战争所需，或补充群牧，辽朝还不时括富民车马。这种负担，因并非常赋，故无限额，因人因事随时而定。
农户向国家提供的力役，有驿递、马牛、旗鼓、乡正、厅隶、仓司等多种名目。主要用于运输、保管官物，维持地方秩序，供官府驱使以及修河、筑路等工程。徭役的征调，也依户产的多少为等第，但诸州县因所在不同，有轻重不均之弊。如涿州新城县，驿路所经，辽、宋使节过境频繁，送往迎来，多役民户。中京松山县，岁运泽州官炭，傍近州县却无此负担。县令马人望力争于中京留守，才得以均役他邑。
同时，由于法度不明，执行不严，也常因时因地因人而有轻重不同等情。
如马人望为南院枢密使，深患民户徭役之重，遂使民户出钱，官为募役，减轻了役户负担。渔阳定躬冶，每年修桥路役工千数，主者凌逼，役户不堪忍受，往往出高价以庸代役，伤财害民。三河县尹刘瑶上任后，亲为措置，只用百工，桥路工程即告竣，民力得以苏息。又前此役民兴功，经办者多人，“专使交杂，蠹耗乡栅，驱良民如婢使，取私货若己产”。刘瑶去繁整蠹，委专人董役事，“凡差发，立排门历，量见在随户物力，遂定三等，配率均平”。
属国和属部赋役
属国、属部随部所出，缴纳贡赋。
初期，东丹岁供布15万端、马千匹。后东丹南迁，属东京道，不再为属国。阻卜除马、驼外，岁贡貂皮1万张、青鼠皮2.5万张。五国、乌惹等部贡马匹、珍珠、胶鱼皮、貂皮和海东青鹘。女真贡弓矢、人参、生金、蜜腊、珍珠、布帛、海东青和唤鹿、养鹰鹘的奴隶。乌隈乌古部初以貂皮、青鼠为贡，因非本土所产，自圣宗统和六年(988年)，从其所请，改为只贡牛、马。回鹘诸部所贡为玉、珠、犀、乳香、琥珀、玛瑙器、镔铁器、斜合里皮和各色毛织品。西夏进马、驼、锦、药材、皮毛等。高丽以布、铜器、人参、纸、墨、藤造器物、龙须草席和酒、醋等进献。
此外，遇有战事，诸部须按辽廷的要求出兵从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