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由于皇帝较多注意身后在历史上的地位及评价，所以在施政理政过程中和日常生活中也能有所节制。因此，修史制度对皇权也有一定的制约作用。
注重修史与秉笔直书，是我国古代的优良传统。按照古礼，设左史、右史，天子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隋唐时期，设起舍郎与起居舍人，职当左、右史之责，国家又设史馆，宰相往往监修国史，修史工作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而且史官责任感较强，工作独立性较大。像所修起居注、实录、国史以及时政记等，都对君主具有规诫警示作用。
皇帝要想在青史留下好的名声，必然要注意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约束，有所检点，做到谨言慎行。既然起居注、国史等所载会影响君王千载之后的声誉及评价，皇帝对于所载内容则是十分敏感的。唐太宗因为系发动玄武门之变夺储而立，所以，即位后顾虑史官对此事的记录，多次提出要看一看国史的记载，但分别为朱子奢、褚遂良等人拒绝，最后亲信房玄龄只得顺旨，删削国史成实录进呈。因见所载玄武门事变之事“语多微文”，恐怕后世究其真相，于是以周公诛管、蔡而安周室为例相类比，要求史官重写，并美其名曰应当“改削浮词，直书其事”。唐太宗为了自己能在后世留下一个好形象，不惜一改帝王不亲观国史的旧例，殊不知，他此举颇获讥于后代。
给事中、谏议大夫侍奉天子左右，职当规谏、讽议朝政，是朝廷谏官。给、谏兼领史官之职，使史官执笔载事之权有了更加现实的政治内容，史官载事对于皇帝行动的限制通过现实政治生活中的谏诤等形式得以体现，无疑加大了对皇权行使之限制的范围与现实意义。贞观年间政治清明，与这一制度的实施有很大关系。从这一意义上说，无论何种制度对皇权的限制，其实都更加有利于皇权的有效行使，因为，所谓诸种形式的限制，归根到底都是使皇权在行使过程中减少失误，而不是对皇权本身的制约或束缚。这与皇权运作过程中对“后事”的担忧是一脉相承、异曲同工的。就是说，皇权所接受的种种限制，正是自身得以巩固与有效行使的需要，是保障宗庙社稷永固、并获青史之上美名嘉誉的需要。大抵皇权行使过程中较能接受诸种限制之时，也是政治状况较为清明之世。贞观时期唐太宗较能注意纳谏、较能严格守法，所以也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颇令后世称誉的贞观之治，这一时期皇权行使当中的失误也较少;隋炀帝骄矜拒谏，举止略无节制，随心所欲，终致以万乘之尊，死于匹夫之手。两相比较，皇权之接受限制的政治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最后仍需要强调的是，不论是对皇权的何种性质与何种形式的限制，归根结底是为了服务于皇权，是出于使皇权更加有效行使的需要。不同形式与内容的限制，从根本上要服从于皇权意志，这些限制绝不能超越皇权、冒犯皇权的尊严，唐太宗以魏徵“每廷辱我”而欲杀此田舍翁。甚至如唐太宗亲观国史，更能反映出皇权意志是可以凌驾一切的。元和初年任左拾遗的翰林学士白居易，曾因论事之际，直言“陛下错”，唐宪宗大为恼火，认为是“白居易小臣不逊”。据《旧唐书》卷一六六《白居易传》载唐宪宗所言，则为“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这很贴切地说明，即使是谏官，论事之际也不能冒犯皇帝的尊严，无礼不逊之辞，是会令帝王难以忍受的。
因此，对皇权的限制种种，都须以维护皇权的尊严与地位为前提，以保证皇权的有效行使为旨归，也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和这一范围之中，对皇权的限制才有可能实现，如果超越这一条件和范围，对皇权的限制与束缚则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