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在罢吕夷简后，摆脱了政治上的羁绊势力，“欲更天下弊事，故增谏员”，先后任命王素、欧阳修、蔡襄、余靖为谏官。且严令“自今除台谏官，毋得用现任辅臣所荐之人”。直接拿掉了宰执对于台谏官的任命之权。使台谏摆脱了官僚集团的控制。
仁宗对于台谏可谓优待到了极点，余靖进言时;“时盛暑，靖对上极言，靖素不修饰，上入内云：“被一身臭汗薰杀，喷唾在吾面上，上优容谏臣如此。”然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仁宗依然是对台谏的谏言基本上都能采纳，有时甚至是“惟言官是听”，凡是被台谏所攻击者少有不罢黜者。
仁宗朝的夏竦、吕夷简、文彦博、范仲淹均遭到台谏的弹劾，继而免职或贬谪。
因而也就不难知道，为何韩琦能够“片纸落去四宰执”，这其中不仅有着皇权的支持，台谏机构的日益壮大。也因为宰执集团的日趋庞大，甚至到了逐渐压制皇权的地步。
因而，皇权集团要尽快扶植能够替代皇权与之抗衡的势力。言官显然是最适合的，在经历了仁宗的“台谏”制度改革后，言官集团不仅掌握了话语权和监督权。
同时，不再受制于中枢机构，摆脱了执政集团的制约，逐渐成为能与宰执抗衡的新势力。
有时候皇帝过于支持也未必就是好事，当仁宗过分的依赖“台谏”机构，那么制度在发展的过程中，很可能会违背设立者的初衷。欧阳修曾言：“即使台谏有时风闻不实，也予以优容，苟有罢黜，则被其所劾者也不免。近年宰相多以过失，因言者罢去”。
在言官的个人待遇方面，“赐知谏院王素三品服，余靖、欧阳修、蔡襄五品服，面谕之日：卿等皆朕所自择，数论事无所避，故有是赐”
在仁宗的支持下，“台谏”这一原本仅是监察官的职权无限放大，甚至已经开始干预朝廷中枢的决策。苏轼就台谏曾言：“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
新科进士汪辅之责问富弼：“公为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弼不能答。”
范镇曾言：“今陛下不以是非自专，而以责中书、枢密院大臣，中书、枢密大臣又不敢主是非，主是非者御史而已”。作为文官集团的一把手，竟然要遵从台谏的旨意行事。且台谏不过专司弹劾稽查之事，却无形中因为皇权的支持，而越俎代庖，插手政府行政事务，这显然是违背了仁宗大力提升台谏的初衷。
当“台谏”结构随着自身势力的日益庞大，其成员逐渐参差不齐，其上书言事的对象和原因便逐渐发生偏移。刘沆就说：“自庆历后，台谏用事，朝廷命令之出，事无当否悉论之，必胜而后已，又专务抉人阴私莫辨之事，以中伤士大夫。”
设立台谏的目的是：“司君上之过， 纠臣下之罪”而非以他人之微末过失，大肆弹劾。仁宗朝后期出现“人主纤微过差，或宫闱小事，即极言过当，用为讦直。”的情形。
当“管闲事”已经管到皇帝头上了，仁宗感觉到“台谏”的路好像走歪了。很快，仁宗见台谏之风日益猖獗，故而下诏：“非朝廷得失，民间利病，毋得以风闻弹劾，违者罪之。”
然而当“台谏”成为一种新的政治势力之后，皇权想通过一纸诏书而停止其运作，已经不可能了，自仁宗朝始，随着“台谏”之风愈刮愈烈，逐渐沦为党争的“黑手”。朝臣以上书言事为由，互为攻讦。“台谏”制度全然没有了监察百官的作用。
然而，向来注重“祖宗之法”的宋朝君臣，将这一风气代代相传，经过神宗、哲宗、徽宗三朝以后，更是成妖邪之风，席卷朝堂，直至宋朝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