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述的明王朝建立之初的“天然缺陷”，就是必然。
强悍将领镇守要害，也是必然。
人文修复和政治信心的建立与巩固，更是历史的必然诉求。
打天下、定天下、兴天下，本就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就算朱元璋是豁达全才，也终究寿数有限。何况，他并不是豁达全才。摧毁旧王朝、建立新王朝，绝非所有问题都会得以解决，更何况还衍生出了不少新问题。
历史，朱元璋之后的明朝，或许不是非需要朱棣，但肯定需要强有力的继承、发展，以及——批判。历史或许可以不选择战争，但终究选择了朱棣。
战争极端而残酷，也迅疾而坚决!
如果没有勇武善战、雄才大略的朱棣，朱元璋之后的明王朝，能否安定，能否在安定中长足发展，或许都会是问号。
如果朱棣不发动靖难之役，又可以采取何等方式巩固还很年轻的政权、拨乱反正?
历史有偶然，更有必然，但没有“如果”——即便没有拿破仑，也会有另外的“波拿巴”来上演类似的历史!
关于历史，尤指“军政史”，东西方史学界，素有两种“因由见解”，即“群体论”与“巨人论”。前者认为历史的推动源自蕴含“全体”概念的多元群体，并依据此，演化出“阶级”化的“人民”主体概念。后者则倾向历史由个别卓越领导者(巨人)引领、推动，认为如果没有“巨人”的引领、感召、指挥，就无所谓群体推动力。
两种观念争执到今天，辩证地看，其实并无根本的对立——无论某个个体如何了不起，没有群体的参与，也最多停留于理论，而极难(甚至“无法”)成就真正的实质性历史进程;反之，若没有强烈的感召、凝聚以及顺应乃至开创历史的领导力，群体的作用，就不容易集中、专向，对历史的推动，就难以显著呈现。
这道理，其实两千多年前，孟夫子就整明白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道”，即历史的必然;“助”可理解为“群体”、“群体推动力”;而“得”或“失”的那个，便是“巨人”。
这么一说，挺轻易就看得出，其实，“得”或“失”也好，“多助”与“寡助”也罢，真正的“灵魂”，是“道”。即：历史的必然。
历史的必然中，以蒙古帝国为代表的北亚游牧民族，终将走向崩溃式的衰落。
历史的必然中，古老的华夏民族，终将驱逐“失道”的统治，披荆斩棘地迈向“复兴”。
历史的必然中，日月相辅的“明”，终将成为这一轮复兴的担纲者。
历史的必然中，这沉重、艰巨的职责，须得两代人乃至更多代人不断批判的、修正的引领、探索、完善。
历史的必然中，历时近三年的靖难之役，留下了铁血暴戾，镌记了斑斑血泪，也开创了崭新格局，启动了熠熠生辉的大时代!
或许有别的选项，比战争仁慈，比叔侄相残温婉。但历史选择了朱元璋，选择了朱棣，战争就已几乎无从规避。
延伸来看，若无靖难之役及其创痛与负疚，不知道北镇边疆、永乐大典、七下西洋这些煌煌壮举，又会以怎样的姿态和节奏到来。
睿智、严厉、多疑的父亲;强悍、坚韧、有志的儿子;于家国，他们有着多重而复杂的纠葛，于历史，他们确是前赴后继、相得益彰。靖难之役的惨痛决绝，跟他们的关系和个性绝对关联，确存着一定偶然性;但也是在那个时候唯一的发生，又似无可变通转圜。
无论怎样必然以及有多少偶然，那场战争之所以发生，决非单单只由朱棣而起。至少还有他父亲朱元璋，他侄子建文帝。当然，还有参与战争的千千万万人。甚至还包括“靖难遗孤”和他们被屠戮的亲长——雪崩之下，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历史，说到底，是由所有人共同书写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