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做法的后果，一方面是把朝中敢说话的名臣几乎都推到了新法的对立面，譬如，韩琦、富弼、司马光、欧阳修、文彦博、苏轼兄弟等等，其中不乏原本并不是全面反对新法，只是就其中一些具体问题，提出客观意见的人，如韩琦、苏轼等。另一方面，王安石任用的所谓支持新法的人中，则混进了不少有能无德的人，甚至是企图利用新法升官发财的投机分子。
他们虽然靠着鼓吹新法而得到提拔，但并非真正的改革者。一旦身居高位，他们或是贪污腐败、鱼肉百姓，或是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甚至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走到新法和王安石的反对面。譬如王安石一手提拔的邓绾，就是典型的势利小人，曾说过“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的“名言”。
这一错误用人政策的后果，首先是蒙蔽了王安石的耳目，让他只能听到阿谀奉承的一面之词，而无法根据客观情况对新法的实施政策进行必要的调整;其次是给许多人造成了新党多是奸臣的印象，从而对新法本身也产生了怀疑，最终导致变法的失败。
王安石之所以犯下了这些滥用权力的错误，固然有他个人性格的因素，但更重要的还是因为他掌握了不受约束的权力。假如他的权力受到一些制约，畏一点天变，恤一点人言，在每一条新法出台之前，与反对派们辩论一番，修改几稿，非尽善尽美不能出台，这样一来，新法必会少很多漏洞。
同样，如果王安石不能随意升黜官员，让朝中留着几个像韩琦、富弼、司马光、欧阳修、文彦博、苏轼那样的建设性反对派的话，一旦新法出了问题，他们就会立刻指出，迫使同时也是帮助王安石调整政策。绝对的权力，貌似对王安石推行新法有利，但最终却是害了新法和王安石。
“熙宁变法”的经验教训，对当下依然有着很强的借鉴意义。“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观点，固然可作为鼓励人们大胆改革、勇于创新的号角，但在改革过程中应该是，该畏的还是要畏，该恤的还是要恤。而且，应该在制度上建立“畏”和“恤”的机制，以保证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和全面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