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人虞集在《道园学古录·西夏相乌公画像赞》中曰：“西夏之盛，礼事孔子。极其尊亲，以帝庙祀。乃有儒臣，早究典谟。通经同文，教其国都。遂相其君，作服施采。顾瞻学宫，遗像斯在。国废时远，人鲜知。坏宫改作，不闻金丝，不忘其亲。在贤孙子，载图丹青，取征良史。”这一方面表明了斡道冲在西夏历史上的地位之高。
同时，也反映了西夏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对儒学和儒学人才的极度重视。在另一方面，同一时期的辽、金两个少数民族政权与西夏是难以相提并论的。
另外，李仁孝在官吏的选用制度上也进行了革新，以适应西夏封建化发展的需要。仁孝时期，模仿宋制实行了科举制。夏人庆四年(1147年)八月，李仁孝建立“立唱名法”，在宫中亲自策试举人，并复设童子科。
于是，“取士日甚”。这无疑扩大了西夏统治阶级的统治基础。科举制使大量的有识之士脱颖而出。西夏第八代皇帝遵顼就是科举出身，“遵顼端重明粹，少力学，长博通群书，工隶篆。纯佑廷试进士，唱名第一，令嗣齐王爵。未几擢大都督府主”。
天庆十年(1203年)三月，“策士，赐宗室遵顼进士及第”。这在中国历代君主中也是独一无二的。西夏神宗时的权鼎雄，是天庆中举的进士，夏献宗乾定三年(1225年)的名臣高智耀也是进士科，翰林学士王佥、焦景颜、刑部尚书李国安等都是进士出身。他们在西夏的发展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此时西夏的科举制虽然在取士科目上还有局限性，但是西夏的人才选用制度已达到了形式上的完备。自仁孝实行了设科取士的人才选拔制度，这一制度一直沿用到西夏灭亡。
李仁孝对西夏人才的培养和汉文化在西夏的传播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至此，儒学的统治地位在西夏完全确立。西夏蕃汉文化的斗争在经历了李元昊、李谅祚、李秉常、李乾顺到李仁孝时期，最终以汉文化的胜利而告终。仁宗时期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使西夏社会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西夏进入了全盛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