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天汉年间,国内流行疫病。这种疫病最初可能来自匈奴发动的生物战。由于汉武帝不断对匈奴发动大规模战略进攻,匈奴王庭远迁漠北。为阻挡汉军,匈奴使用“胡巫”的萨满巫术。这种巫术的“诅军”方法之一,是将疫马、牛、羊埋到汉军经过的水头水源上,或将染有烈性病毒的疫马施放给汉军,使汉军人畜染疫。(《汉书·西域传》及注)疫病随归师传回长安。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武帝中后期以后疫病流行国中。汉宫人多染疫者。武帝晚年也染疫多病。“上春秋高,意多所恶”,又“以为左右皆为蛊道祝诅。”怀疑自己中了巫蛊之术。
《汉书·武帝纪》记: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秋,止禁巫祠道中者,大搜。”所谓“大搜”,臣瓒以为:“‘搜’,谓索奸人也。”晋灼注:“搜‘巫蛊’也。”
巫蛊之案是在疾疫流行的这样一种背景上发生的。
受害者
巫蛊之案的第一个受害者,是战功卓著的名将公孙敖家族。公孙敖是卫青好友,参与过多次对匈奴远征,封侯。太始元年春正月,公孙敖坐妻为巫蛊,腰斩。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又有人举报丞相公孙贺的儿子公孙敬声以巫蛊之术诅咒皇帝。
公孙贺武士出身,青年时代是卫青的好友,曾多次追随卫青征伐匈奴,以战功封侯。他娶卫子夫之姊君孺为妻,与汉武帝有连襟之亲,因而一度深受重用。先为太仆,太初二年(前103年)继石庆为丞相。而他的儿子公孙敬声则接替了其太仆的职务,父子并居公卿位,一时宠贵莫比。
但公孙敬声“将家族亲贵之势”,“骄奢不奉法”,擅自挪用“北军钱千九百万”,案发后被捕。公孙贺向武帝请求以立功赎子罪,自请追捕早被通缉但一直未归案的阳陵大侠朱安世以交换儿子。
朱安世被公孙贺捕得后,仰天大笑,说:你杀我一个,我灭你一族。于是自狱中上书首告,“举报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及使人巫祭诅上,于皇宫甘泉驰道埋偶人,祝诅皇帝有恶言。”
根据举报,武帝诏公孙贺全家“下有司案验于皇宫,穷治所犯。”
这就是巫蛊之案的缘起。受公孙贺之案牵连的有诸邑公主、阳石公主以及卫青的儿子长平侯卫伉。
“征和二年春正月,丞相贺下狱。”“父子死狱中,全家灭族”。(《汉书·公孙贺传》)公孙贺妻是卫皇后之姊、是卫青的姐夫。阳石公主是武帝与卫皇后所生的女儿。数月后,卫皇后女“诸邑公主、阳石公主皆坐‘巫蛊’死”。
公孙贺一案,遂成为点燃巫蛊大案和长安政变的导火索。
经过
在纠治公孙贺案时,武帝已染病。“时上疾,避暑甘泉宫”,长安“独皇后、太子在”。但是,武帝却不信任他们,而把纠治公孙贺案的责任,全权委托给了新任丞相刘屈氂和御史章赣。具体察办此案的则是一个政治背景复杂可疑的宠臣江充。
江充是赵国邯郸人,本出身于市井无赖。年轻时他将貌美的妹妹嫁给赵太子刘丹而成为赵王的座上客。后又与赵太子发生龌龊,即入长安诣阙举报太子丹有种种不法事。
武帝劾治刘姓诸王及家属极严,根据江充的举报,赵太子获罪死狱中。汉武帝赞许江充,任命他以谒者的官职出使匈奴。出使前武帝曾问他出使时作何计划,他说一切随机应变。江充在匈奴中活动了近一年。归后得到重用,武帝委任他担任钦差无定所的检查官“直指绣衣使者”,负责京师治安,“督三辅盗贼,禁察逾制”。
在任上,江充严厉劾察亲王贵戚及其子弟,敢于碰硬,因此深得武帝赏识。“上以充忠直,奉法不阿,所言中意。”例如,江充曾将在驰道中奔驰的武帝之姑馆陶长公主的车骑“尽劾没入官”。又曾惩办在御用驰道中疾驰的太子家使。太子亲自出面说情,江充也不给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