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敬宏解释称，征求意见稿中涉及未成年人的表述关注的是视听节目中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问题，与其他领域的未成年人保护措施和基本规范一脉相承;而“影视分级”更加强调在法律制约、行政监督、行业自治三维框架下，对影视作品的内容制作和表现形式进行量化分级，既体现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基本精神，同时也照顾到了影视作品艺术发展和不同人群视听品味的现实需求。所以，这两者在概念意涵、关注重点以及实施手段上均有不同。
喻国明指出，中国传统社会中内容曝光跟年龄相成长的相关安排已经被互联网打碎，由于青少年对相关内容缺少社会化的把握度和理解能力，这种情况下，立法对其进行一些信息的屏蔽和信息的保护是十分必要的。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中新社记者 贾天勇 摄
“明星限薪”拟入法意味着什么
近两年屡次登上热搜的“明星限薪”此番因为“拟入法”而再度引发关注，征求意见稿规定，广播电视节目主创人员的酬劳标准和配置比例，应当符合国务院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的规定。
对此，徐敬宏直言，在艺人的薪酬上，中国的确需要有一个“明星限薪令”，以规范演艺市场，保证文化事业健康发展。
他指出，事实上，针对明星“天价薪酬”这一行业痼疾一直都存在着两种大相径庭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明星离奇的高收入是不合理的现象，其在影视作品的总投资中占比过高且涨幅较大，将会挤压其他环节的制作经费，应当加以必要的限制;另一种观点认为，明星“天价薪酬”的存在有其合理性，高片酬是由市场规律所决定的，不应予以限制。
徐敬宏认为，这两种不同观点反映的是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界限问题，也就是说行政权力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其能否直接介入市场主体活动以及能够介入到何种程度?进一步讲， 如果“天价薪酬”符合市场经济效率的要求，市场能够完全自我调节则无需政府的干预;相反，如果“天价薪酬”有违公平、正义、效率等价值， 并可能损及公共利益、破坏社会秩序，这时候就需要干预市场。
喻国明指出，明星收入之所以在一段时间中饱受质疑，是因为一些演艺人士的酬劳标准占用了相关作品整体制作费用过大的比例，这种情况直接影响到作品质量。
“现在这种硬性的规定是基于突破这种情况，更多的是一种调控，依靠硬性规定打破现有的不合理。”
喻国明认为，“在未来，随着影视领域各种市场机制相对更加健全，比如编剧和其他制作都能达到应有的分配标准，那么制作中对于演艺人士的成本支出也一定会相对合理。”
“硬性突破之外，着力扶持整个电视制作和传播过程当中的其他要素，促使其成长，最终平衡这种状况。这方面(收入分配)最终还是要让市场机制起到关键性的作用。”喻国明说。
劣迹艺人作品“怎么限”
征求意见稿中对于劣迹艺人相关作品进行限播的规定是其引发外界热议的又一个焦点。
征求意见稿称：广播电视节目主创人员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而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国务院广播电视主管部门可以对有关节目的播放予以必要的限制。
对此网络上不少声音拍手称快，认为以法律条文明确劣迹艺人退出公众视线对于优化行业乃至社会风气颇有裨益。
徐敬宏指出，在劣迹艺人的问题上，早在2014年，广电总局就已经下发过“封杀劣迹艺人”的正式通知，彼时重点针对的是名人吸毒、嫖娼等违法行为。
近些年来，娱乐圈网络“爆瓜”成串，艺人“劣迹”的认定范围已经逐步从违法犯罪扩大到了社会道德领域;而在现实层面限制“劣迹艺人”从业范围、净化行业整体风气的需求及共识也与日俱增。徐敬宏认为，当下大众欣赏文艺的审美水准、消费文娱的道德水准正在不断提升，解决“劣迹艺人”带来的社会困扰、创造更美好的文化艺术生活，是社会发展、文艺进步的必然要求。
喻国明认为，“知名人士实际上是社会文化和社会偶像，倡导演艺人士认识到影响力越大，责任就越大，对自己要求应该越严，采取相关法律对其进行约束很有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