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的文武官员，都由诸侯王自己选用，而且每个王国都有自己的军队。导致郡国守备薄弱，无形中为内争埋下伏笔。
更有甚者，不知道晋武帝司马炎是年老昏聩、亦或是政治短视，还是另有想法，指定的接班人晋惠帝竟然天生憨痴，无力理政。立的皇后贾南风却又是个野心勃勃的悍妇，为达到干政的目的，竟然与藩王相勾结，作乱皇室、朝廷，引发“八王之乱”。
司马衷
这次内乱持续时间长达16年之久，司马氏宗室诸王集结军队，在以洛阳、长安等为中心的黄河南北地区互相杀伐。朝廷主政者走马灯一般流换，被逐下台者大多被夷灭三族，其中很多是兄弟和叔侄关系，这是一场骨肉至亲间连环式的残酷杀戮。
时人所谓，历数以前的朝代，国家出现祸乱、至亲互杀的情况，西晋时是最厉害的。
“八王之乱”导致人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西晋国力严重透支，政治、经济和社会都遭到严重破坏，处于瓦解边缘。
内乱引起外患，在此期间，匈奴人刘渊起兵自立，拉开历时百余年的“五胡乱华”的大幕。
然后，外患又终结内乱，晋怀帝永嘉年间，内乱中已经消耗得所剩不多的晋军主力十余万人，被匈奴铁骑围歼，匈奴军队随之攻下洛阳，俘获晋怀帝司马炽，这就是史上的“永嘉之乱”。
316 年匈奴军队又攻陷长安，西晋被匈奴灭亡，成为史上唯一一个被匈奴所灭的全国性统一政权。
五胡乱华弱到极致：皇权与士族的“脆弱平衡”
晋朝是司马氏在世家大族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作为回报，司马皇室推行“九品中正制”制度，以士族门爵的高低来决定官职品级的大小，并且恢复世袭的五等爵制。
晋朝实行占田制，以法律形式确认士族大姓在土地、奴婢占有方面的经济特权和既得利益。
西晋灭亡后，琅琊王司马睿在建康称帝，开启东晋时代。此后，在长达100多年间，黄河中下游的北方地区为多个胡、汉割据政权所控制。
东晋时期，士族政治达到极度“繁荣期”。士族门阀在政治经济上拥有特权，不断强化权力垄断，以致形成举贤不出士族，用法不及权贵的局面。
北方南迁士族与南方本土的吴地士族，虽然互有对抗，但北方士族采取“无为而治”、“为政务求清静”政策，在维护“君臣大纲”的总前提下，吴地士族得到必要的尊重，双方在对抗和联合中逐步走向平衡。
对于门阀士族势力而言，不能“以下犯上”是底线，这是各大士族大家共存的基础。为此，即使司马氏政权再腐朽不堪也能维持下去，而其他有势力的世家大族如琅琊王氏、颖川庾氏、谯国恒氏、陈郡谢氏等始终不能站到政治舞台的最前面，只能以辅政﹑位居势要的方式来称名一时。
而此时的东晋皇权如果得不到世家大族的支持，往往难以维持。因此，东晋历任皇帝，都不得不运用权术维持着与士族大家的脆弱平衡，不断地依靠这个世家对抗另外的世家，以此换取生存空间。
司马睿静到极致：偏安一隅，不思北返
东晋时，涌入内地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胡族以及边地的汉人，在北方黄河流域建立若干地方政权，被称为“五胡十六国”，他们各据一方，互相攻伐，南北割据至此形成。
此时的东晋清谈虚浮之风盛行，北方南迁士族都已在江南立下家业，于是国破家亡之痛逐渐被淡忘，开始追求安宁、平静，走进内心世界去寻找精神慰藉。
王徽之“本乘兴而行，兴尽而反，何必见安道耶?”王羲之写完《黄庭经》“笼鹅而归，甚以为乐”。这都是当时士族大家自我精神满足，别无它求的真实写照。
他们畅玩于江南优美的山水之中，集会在兰亭悠游之间，开始追求心理慰藉、性情潇洒、称情自娱，不再关心能否“克复神州”。偏安心态因之而起，而且迅速得到发展，成为东晋士人普遍存在的心态，直至东晋亡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