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战争战略，有狭义与广义之说。广义的战略包括战争的一切谋划，作战计划、后勤补给、人员安排、情报等等。
狭义的战略可以称之为战术，是将军们在战场上根据实际情况，而做出的战略谋划。
在近代，有人称隆美尔为“战术上的巨人，战略上的矮子。”就是因为他在战场上作战犀利，但对盟军的登陆地点判断失误，导致了德国两面作战。当然，这并非就是说隆美尔是庸将，而是他有所侧重。这个错误应该要归于德军总部的人事任命上。
就像诸葛亮错用马谡，导致伐魏失利。诸葛亮与马谡都有责任，只不过是结局不同，马谡丢了性命，而诸葛亮只是稍微惩罚了一点。
战略更多的是一种大局观，简单来说就是“这场战争怎么打”。
战术侧重于临场机变，侧重于“怎么做到战略的安排”。
对于一场战争的胜败，二者缺一不可。没有战前的战略，战争就失去了大局，局部战场就容易陷入被动；没有了临场战术的发挥，战略就得不到完成，也就没法在大局上取得优势。
好比西晋的伐吴，除却其他因素，西晋在这两方面做的都不错。
西晋伐吴战略出自羊祜。羊祜坐镇襄阳长达十年，十分了解东吴情况，因此他能做出符合西晋实际情况的战略。
羊祜认为东吴的优势在于水战，一旦西晋军队突入江南，那么东吴没了长江之险为凭依，又回到了原有的城池攻防战，而攻打城池正是西晋的长处，东吴的短处。
“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盾不如中国，唯有水战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则长江非复所固，还保城池，则去长入短。”
这估计也是从曹操的赤壁之败中吸取的教训。曹操大败于赤壁，便是以自己之短（水军）攻东吴之长（水军），以短攻长这是兵家大忌。
羊祜便以此来了一个逆向推理——既然我们短处是水军，那么我们便不打水战，长处是陆战，那么我就打陆战。别看这一策略简单，多少将帅都不一定做到，因为固有思维是最难改变的。
就像我们太祖的四渡赤水，不就是在赤水上来回跑吗。但其背后却彰显的太祖对敌我强弱之处以及战场时机的精准把握——以己之长，攻彼之短。正是四渡赤水打乱了敌人的部署，使得我红军突破了敌人的封锁圈。
羊祜的眼光确实独到，他的战略核心便是“去长入短”。核心既然已经确定，那么剩下的便是如何去做了。
当时西晋打东吴有三条路线扬州寿春——广陵，荆州襄阳——江陵，从巴蜀长江上游顺江而下。
羊祜经过多方面考虑，决定采用正奇结合的进攻方式：扬州、荆州为正面战场，派遣主力进攻；以一只奇兵自长江上游攻取东吴江南后方，攻其薄弱处，使其首尾不能相顾。
正面的主力，我不与你东吴的水军开战。奇兵穿插敌后，夺你江南城池，待东吴前后不顾的时候，主力趁机发动攻击，拔下长江沿岸的钉子（如江陵、夏口、武昌等军事重镇）。
战略虽好，也得用对武将。在这方面，司马炎的做法算是一个“经典案例”。
羊祜死后，司马炎仍按羊祜的战略来伐吴。他用王濬为奇兵，贯穿整个长江战场。但当时的荆州的统帅为杜预，扬州的统帅为王浑。为避免出现指挥混乱的情况，司马炎命令王濬：“下建平，受杜预节度，至秣陵，受王浑节度”。
这就是说，在荆州王濬听杜预指挥，在扬州听王浑指挥。将令不一也是兵家大忌，司马炎已经提前避免了这一后果。这样也保证了战略执行的流畅性。
大军在外，君主多少会做出一些防范措施。这并非是信任与不信任的关系，而是人心难测，权力这东西，一旦沾染上是会让人上瘾的。现代不是有一句话么，不要测试人心。
为了防止前线将军佣兵自重，司马炎早已有了应对之法：“命贾充为使持节、假黄钺、大都督，以冠军将军杨济副之。将中军南屯襄阳，为诸军节度”。
贾充因个人利益一直反对伐吴，王濬刚刚拿下武昌，贾充就上表司马炎“吴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湿，疾疫必起，宜召诸军，以为后图。”那么司马炎为何让一个“反战派”总督全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