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在建筑当中的人，都会有对建筑的设想和要求，有些是成系统的，有些是非常零散的。在有系统建筑想象的人中，有些人有强烈的愿望将其付诸实践，在紫禁城居住过的二十四位帝王中，这样的人有两个：明代的嘉靖皇帝和清代的乾隆皇帝。
嘉靖皇帝
乾隆皇帝作者在书中对可以代表这两位皇帝的建筑，都做了详尽的描写，探究了这两位皇帝的思想源流，并具体分析了这些思想是如何体现在建筑中的。
明代嘉靖以“礼仪”为武器，在政治斗争中逐渐确立了自己的中心地位，其中明堂的兴建和对其生父的供奉是重要一环。在这一过程中，建筑本身已经脱离了最基本的“美观、实用”的要求，而需要展示出一种现实的象征意味。
现在中正殿区的明堂建筑，以建筑形式彰显礼治地位。明堂最初的形式，是天下秩序的缩影。“天子之位：负斧扆，南面立”，三公、诸侯乃至九夷八蛮，各有所处。故而“明堂，明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万国各致其方贿”。
嘉靖皇帝利用了这一政治意向，在中正殿区建造了“亞”字形的玄极宝殿建筑群，并以此地祭祀其生父
（第161页）。这种建筑上的表现有很多共通性，明堂所要表达的内核，与佛教的坛城有结构上的相似性，即以方寸之地，表现出世界的秩序。这也为后来隆德殿改建为藏传佛教的中正殿奠定了基础。
乾隆皇帝以各种场所实现自己的宇宙观和审美旨趣，这无疑是其精力旺盛的一个佐证。乾隆时期几乎对宫中所有宫殿都进行了重新装修，有的进行了改造，有的添置了匾额，有的则对室内空间做了重新分割。
在紫禁城的历史上，乾隆皇帝做这座城主人的时间是最长的，他的政治生命以一位备受皇祖宠爱的皇子为始，以一位高龄期颐禅位让政的太上皇为终。而这两端，又都反映在了乾隆皇帝对紫禁城建筑的改造上，即重华宫和宁寿宫二区的重建
（第187页）。
古代人自明的方式十分有限，我们今天可以改微信签名，发朋友圈、发微博。但乾隆的自明方式就没有这么丰富了，除了每天写诗或发上谕，没有更为直接快捷的方式将他的志向或是性格外化。但是乾隆皇帝本人是一个非常有表达欲望的人，也就促使他一方面大范围将宫殿改名以自明其志，一方面改动建筑格局以表现他特有的宇宙观和审美旨趣。
以清代皇帝来看，能做到有始有终的，仅有乾隆一人，能做到将自己的政治抱负付诸实践、全面铺开的，也仅有乾隆一人。
当然，这种具象化所表达的不仅是一种世界观，有时也是某种特定的行为风格。雍正移居养心殿，帝国的运转更密集化了。定制化的宫殿居所最大限度上减少了皇帝的日常消耗，所有的目标就是让他高效地运转起来。因为在雍正的理念中，一个好皇帝，在生活上应该是被虚化的。
三、权力的场域
如果把皇宫当成一座影城，这里上演的戏码，一定是围绕家国分野、权力斗争的。《周礼》中对于宫殿的最初设计中心，就是标定与天子相关的各种势力场域界定。我们今日耳熟能详的三朝五门之制，即“周天子、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内朝二。内朝之在路门内者，或谓燕朝”，其实表现的就是皇权逐渐扩散和外延的过程。
因此，乾清坤宁除了是宫殿的命名，更标志了建筑的政治意义，“朕之正寝”
（第108页）的讨论，远非皇帝要在哪里起居饮食那么简单，而是纲常伦理的物化反映。
以六宫的设计为例，乾隆十三年（1748）到十四年间，东西十二宫被各自配装了旨在反映后宫嫔妃恪守妇德、温柔恭顺的匾额。并奉谕旨：“此十一面俱照永寿宫式样制造。自挂之后，至千万年不可擅动，即或妃、嫔移往别宫，亦不可带往更换。”
（第114页）
这十二方匾额，连同布置在宫内的宫训图，打造了一个强力的话语场，在这个场域之内，嫔妃只是按部就班地被安排在她们各自的位置上，像机械上的零件一样参与帝国的运转。她们个人的生死荣辱变得微不足道，甚至我们可以说，这在一个侧面说明，机械化已经深入到皇帝的私人领域，连他自己的后宫，都被严格地组织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