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6页）。所以，现在我们理解慈禧太后对于六宫的改造，不仅是一种生活空间上的改建，也是一种心理空间上的破除。
如果说嫔妃完全属于皇权的依附，那么这种政治斗争在建筑上的体现，以太子宫的兴建最具代表性。明清两朝的政治权力架构中，有很多互相角力的势力，如外官与内侍，皇权与相权等，而皇帝与太子，也是这样一对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排斥的势力。作为皇帝，一方面希望太子可以能力不凡，继承国柄；另一方面又害怕太子势力过大，威胁皇权。在这种角力的过程中，太子宫就成为了权力外化的场域。
天子有五门三朝之制，太子则有三门一朝之制。太子宫的营建将皇帝和太子这种既是父子亲缘、又是权力继承的复杂关系表现得淋漓尽致。一方面，太子于皇帝之东，属于大的紫禁城结构的一部分，从属于整个皇权体系。另一方面，太子又有属于自己的权力体系和话语象征系统，这与嫔妃不同。他不是一个完全依从于皇帝的附属品，并且与皇帝之间有一种非此即彼的冲突——简单来说，现任皇帝多在位一天，太子就少在位一天，这种冲突和矛盾，在皇权至上的明清社会，显得格外突兀
（第241页）。
乾隆八年（1743），随着乾隆皇帝的立储计划破灭，太子宫的计划一度被搁置。而到了乾隆禅位后，这里就成了乾隆皇帝与其继任者——嘉庆皇帝权力交接的现场。嘉庆元年，新皇继位，仍然居住在毓庆宫，而对此，乾隆皇帝的改建就别有深意了。“付忧与子讵忘付，宁寿斯身何敢宁”“自揣精力强健如常，子皇帝初登大宝，用人理政尚当时加训诲，何忍即移居宁寿宫，效宋高之帝自图安逸耶？”话虽说得委婉而勉强，但是当有臣子真正将乾隆与嘉庆区别对待时，老皇帝便勃然大怒。
嘉庆元年正月，湖广总督毕沅上奏中有“仰副圣主宵旰勤求，上慰太上皇帝注盼捷音”之语，只因将“圣主”与“太上皇帝”分别开列，便得了乾隆皇帝一顿斥责，并再次重申“本年传位大典，上年秋间即明降谕旨，颁示中外：一切军国事务仍行亲理，嗣皇帝敬聆训诲，随同学习”。乾隆皇帝的意思已经非常明白了，而嘉庆此时的表现也确实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实习生”。《朝鲜李朝实录》中称其“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亦步亦趋之态可见。
在毓庆宫一直悬挂着乾隆皇帝对嘉庆的训诫之辞，其匾为“履道安敦”，下有联曰“笃学在躬行，宜循实践；淑心惟理顺，克务懋修”。这是乾隆四十四年乾隆皇帝为嘉庆潜邸题写的。乾隆六十年十一月十八日，旨下永琰为皇储，移居毓庆宫，这方匾额和楹联一并被移到嘉庆的新寝宫，并在接下来太上皇摄政的四年中，作为对于新皇帝的规训。
随着咸丰时期对于毓庆宫一区的改造，我们可以体会到，太子制度虽然在名义上已经废除，但在清代一直断断续续地存在着，而这种皇权内部的分割与整合，也一刻未曾停止。
结语
西方在研究建筑学时，通常要举出维特鲁威所作的《建筑十书》，他在书中强调建筑师的教育、知识的统一性，建筑的意蕴、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建筑与社会伦理、人类健康与环境等问题。他认为，一个理想的建筑师，应以学习哲学为途径，洞察自然物性和人生真谛，同时以其丰富的历史知识，恰当地设计建筑和装饰雕塑。
当我们再次面对自己的历史建筑时，是否也应将它作为一个知识的统一体来认识，注意到它其实是历史中各种要素不断叠加拼合的产物。
我们试着将紫禁城还原到肇建之初，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完全摒弃了正朔岁首的天象原则，而是根据“上合天星垣局，下钟正龙王气”理论来营建新的京城，这便是这座建筑的原点。
今天我们对古人布局上的见解，是根据文本而进行的反推过程，并不一定完全还原古人建城的真实意图。但是，这种反推正要回到历史建筑的原点，以一个设计者的身份，去还原当时人的认知体系和知识背景。因此，要求研究者按照孔子所言“叩其两端”，从现实建筑和设计意图两个方面去探索当中的可能性。当然，这种解读和论证的结果可能不是唯一的，更不会是极致的。不过从作者的研究经历来看，对于“紫禁城建筑之道”的探讨，正是这样一种不断推进的过程，同时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