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建立后，沿袭汉制设立了中书制度，基于中书制度而产生的中书令和中书监，在曹魏时期权力很大，许多人视为宰相。曹魏最有名的两位中书官员-中书令孙资和中书监刘放，甚至在魏明帝病笃时，利用魏明帝无法言语的机会，强迫魏明帝改诏，启用曹爽和司马懿为顾命大臣，换掉了魏明帝之前拟定的由宗室成员辅政的顾命大臣名单。孙资和刘放以中书的身份，强迫魏明帝改诏之举，为日后司马懿篡权提供了契机，改写了曹魏的命运。
在很多人看来，曹魏的中书令和中书监就是位高权重的宰相，连敢逼皇帝修改遗诏，可见中书权力之大。真相真的如此吗，中书在曹魏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以此为题，聊聊曹魏的中书制度。
曹魏中书制度概况
中书最早诞生于汉武帝时期，其职责和尚书差不多，即传达文书、奏章。因为需要经常出入宫廷，外官有所不便，所以一般由太监担任。中书因为接近皇帝，所以很容易受到皇帝的宠信，故而两汉时期中书弄权的例子比比皆是。
东汉后期，宦官专权以至于朝纲紊乱，及至东汉末年时天下大乱，这当然有中书的一部分责任。曹操作为过来人，当然深知宦官弄权的危害，所以对宦官严防死守。而一直由太监担任的中书，也改由普通官员担任。
曹魏建立后，中书的职级很低，职责就是替皇帝起草政令、诏令和各种文书。中书在曹魏成为独立的机构，以中书令和中书监为长官。除此之外，还有若干中书侍郎作为办事员。
中书作为皇帝近侍，可以利用皇帝的宠信来达到独断专行的目的，这一点非常受人诟病。魏文帝和魏明帝时期，中书令和中书监权力极大，“号为专任”，一旦担任中书令和中书监的品质不行，就可以利用中书的权力为所欲为。重臣蒋济就曾上疏魏明帝，批评中书令和中书监权力过重，有危害社稷之虞。
大臣太重者国危，左右太亲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内扇动。陛下卓然自览万机，莫不祗肃。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权在下，则众心慢上，势之常也。陛下既已察之于大臣，愿无忘于左右。左右忠正远虑，未必贤于大臣，至于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辄云中书，虽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犹惑世俗。况实握事要，日在目前，傥因疲倦之间有所割制，众臣见其能推移于事，即亦因时而向之。-《三国志·魏志·蒋济传》
蒋济的这份上疏，对中书专权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这会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所谓“傥因疲倦之间有所割制”，说的就是中书作为皇帝的近侍，可以利用皇帝精力不济之际，对朝政施加影响，从而达到控制朝堂的目的。
从蒋济的上疏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中书不在朝臣之列，仅仅是皇帝身边的侍从而已。中书的权力来源于皇帝的授予，而非制度使然。尽管中书有干预朝政的权力，但这种权力并不符合制度规定，仅仅是皇帝凭自己的喜好授权而已。由此可见，曹魏的中书权力的确很大，但权力来源于皇帝而非制度。
那么为什么曹魏的中书权力这么大？这和当时的三国局势有关。三国乱世，战事频繁、政局动荡。为了建立一个稳固的统治政权，就必须让皇帝本人大权独揽。所以魏文帝和魏明帝时，他们都总揽朝政，政由己出。这是导致曹魏中书权力膨胀的主要因素。为了加快统一全国的步伐，魏文帝和魏明帝大权独揽，往往绕过三公这些宰相，直接通过中书来处理政务，和一线办事官员直接沟通对话。另一方面，随着曹魏政权相对稳定以后，魏文帝和魏明帝就开始贪图享乐，对政务没有以前用心了，再加上能力有限，如果政事不决时，不去找外朝的朝臣商量，而是和身边的中书商量，让“掌王言”的中书令和中书监替他们拿主意。
魏明帝时，诸葛亮率军围攻曹魏的南郑，当时有人建议朝廷出兵四万以救南郑，魏明帝觉得这注意不错，就问中书令孙资的看法，孙资以曹操当年讨伐张鲁失败的教训为例，建议让南郑守军据险固守，消耗蜀军精力即可，不必另行出兵救援。魏明帝同意了孙资的意见，后来诸葛亮和蜀军果然经不起消耗战而撤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