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折是清代特有的文书，是帝王与大臣之间一种特殊的沟通方式。奏折一开始主要是奏报私事，后来逐渐扩大，无所不包。奏折兴起的具体时间不确定，康熙年间就已非常多见。可以确定的是，雍正皇帝将奏折制度化，他制定了非常完善的规章制度，包括缮折、装匣、传递、批阅等一系列环节，在每个环节，都有非常严格的程序。大臣一旦违反这个规定，就有可能被停止上奏折的权利。奏折从诞生之初，就直接递送皇帝本人，相当于皇帝与大臣之间的私人书信。
奏折
奏折是清代特有的文书
清代以文牍治国，经常呈送到皇帝案头的文书有题本、奏本和奏折三种。题本和奏本是沿袭明朝旧制。明朝初年，臣民有事要告诉皇帝都用奏本。明成祖朱棣登基后，于1424年进行了改革，增加了题本。此后，题本、奏本并行于明清两代，直到1748年乾隆下令废止奏本。
题本和奏本有何区别呢？简单说起来，就是“公题私奏”。公事用题本，如职官任免、惩处抚恤、户籍田赋等；私事用奏本，如降罚、谢恩等。
在清代，题本有部本、通本之分——凡中央六部等各在京衙门，所上题本称部本；凡地方各级官衙所上题本，通常由通政使司转交内阁，故称通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1000万件档案中，清代题本多达200余万件，内容包罗万象，构成清史系统、完整的记录，是研究清代历史不可或缺的第一手史料。
一般公认，清朝十三帝中，康熙、雍正的朱批较有个性，尤以雍正为最。雍正对臣子的奏折，并非一翻而过，很多都有详细的朱批。清宫档案显示，在年羹尧一份谈及罗卜藏丹津的奏折上，雍正的朱批有二百余字；另有一件要年羹尧留心众蒙古王子的朱批，则多达三百言！
奏折的保密性
雍正对奏折制度最为坚持，奖惩毫不手软。雍正规定了朱批奏折定期缴进制度，对违反者严加处置。
雍正规定下级官员的奏折须由转折大臣转交。这种转交的方式，雍正时执行也很严格：1724年，时为云南布政使的李卫遣人送折至京，本应由怡亲王转交。偏巧怡亲王有事出京，赍折人只得原匣携返。浙江布政使佟吉图因未照规定，就受到雍正的诘问。
更为关键的是，雍正对奏折保密的坚持。奏折既然涉及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涉及官员的取舍，也就决定了它的保密性。康熙也十分重视奏折的保密性，不时叮嘱苏州织造李煦等“凡有奏贴，万不可与人知道”。雍正更是一再以此要求具折人，在朱批中一再告诫臣下：“慎密二字，最为要紧，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可不畏乎？”四川巡抚鄂昌的叔叔鄂尔泰是雍正的宠臣，主持了历史上有名的“改土归流”工作，累官云贵总督、内阁首辅。但在命鄂昌书写奏折的朱批上，雍正说：“密之一字，最为紧要，不可令一人知之，即汝叔鄂尔泰亦不必令知。”甚至骨肉至亲也不应示知，广东布政使王士俊曾申明：“一切奏折无不倍加谨密，即臣子弟同在署中者皆未尝得窥底里。”
雍正御批
奏折内容无所不包
清代奏折，内容几乎无所不包，但撮其大者，主要有请安、谢恩、缴批和陈事四类。
康熙时，苏州织造李煦最初十余年来的密折，都是雨水、收成、物价等琐事，并无机密性可言。甚至，康熙还让他们将笑话写入奏折。他就告诉曹寅的儿子曹頫，哪怕是笑话，也可以入奏，“虽不管地方之事，亦可以所闻大小事，照尔父密密奏闻，是与非朕自有洞鉴。就是笑话也罢，叫老主子笑笑也好”。
至于被“诟病”的各地报告雨雪、粮价的奏折，其实是始于康熙朝的雨雪粮价情形单。中国是农业大国，每年降水量的多寡，直接关系到农业收成的丰歉及粮价的升降，进而影响百姓的生存安危、攸关国家赋税，甚至牵涉到国家的昌盛与安定。康熙朝起，要求地方督抚每月报告当地的雨雪、粮价及收成情况。这一世界上仅有的雨雪粮价奏报制度，延续有清一代后，已成为研究清代社会学、经济学、气象学等方面的重要资料，并非“垃圾奏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