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颜真卿在宋人著述中的书家形象
北宋是颜书地位确立的关键时期，颜书在唐代影响极其微弱，朱关田认为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当时颜真卿在史学家的心目中只是一个忠臣的形象。他的书法艺术成就并未为他们所承认。所承认的书家只有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张旭、李邕、怀素、柳公权。”
洪迈的《容斋随笔》是南宋时期一部有关文化、历史、艺术等各方面的宏伟巨著。书中记载的颜真卿，除在书法上有极高建树外，在为官方面清正廉洁广受百姓爱戴，在人物性格方面也是忠烈禀直之士。《容斋随笔》评价其“忠义气节，史策略尽”。
在《容斋随笔•颜鲁公祠堂诗》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予家藏《云林绘监》册，有颜鲁公画像，并附有徐师川题诗。是对颜鲁公生平事迹的一段记述与评价，诗中提到颜鲁公在天宝年间所经历的不幸，并把颜鲁公的贤德比作魏征，对颜真卿为忠义而死的行为进行了极高的赞誉。
《与蔡明远帖》局部
如果说在唐直至五代，颜真卿的书法算不上显赫或者说是颜真卿的书法艺术尚未得到世人的认同，那么北宋以降，便是颜真卿在书法艺术上的地位真正确立的关键时期，而此时“宋四家”对颜真卿的推崇真正把颜真卿的书法地位推到了极致。
宋季以来，许多文人以颜真卿自诓，尤其是“宋四家”的推崇，颜书也在这种追捧下成了万人瞩目的对象。清人冯班说：“宋人行书，多出颜鲁公。”可见颜书在宋代之风靡。欧阳修、苏东坡和黄庭坚都是学颜的代表人物，并给予颜体极高的评价。
欧阳修评道：“颜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严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其见宝于世者有必多，然虽多而不厌也。”
《与蔡明远帖》局部
苏轼对颜书的推崇是无以复加，他将颜书与杜诗相媲美：“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唐以来风流,后之作者，殆难复措乎!”苏轼所说的“一变古法”指的正是颜真卿改变了初唐以来书坛被王羲之书风笼罩的局面，开创了雄浑壮美的新书风。
颜书自宋季以降一直备受习书者青睐，经久不衰，一直到今天，颜书仍是大家取法的对象。黄庭坚对颜书有更明确的论述：“二王以来，书艺超逸绝尘惟颜鲁公、杨少师，相望数百年，若亲见逸少。”
《与蔡明远帖》局部
在苏轼和黄庭坚等人的眼里，颜真卿可以与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相比，颜真卿引“篆籀法”入楷、行书，丰富了书法发展的脉络，可以说扭转了之前以“二王”为宗的单一发展格局。和前三家不同，米芾对颜真卿的评价主要着眼于颜真卿书体本身，并不掺杂对其人品的加分。
他对颜楷字有微词，对其行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颜鲁公行书字可教，真便入俗品。”虽然人品效应和技法在颜真卿书名传播过程中有积极的意义，但这些很大程度上均依赖于他在政治上的影响。
三、颜真卿形象演变原因探析
颜真卿的形象由唐至宋的转变，不仅在于唐史中通过“安史之乱”对其忠义形象进行的描述，更是统治者为维护国家统一对其形象所赋予的教化功能，以及“宋四家”对其书法成就的推崇，使得其形象慢慢由忠臣向书法家转变。
1.“安史之乱”对颜真卿的重要意义
五代后晋时官修的《旧唐书》是现存最早的系统记录唐代历史的一部史籍。据新旧唐书记载，“安史之乱”的爆发是颜真卿政治生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平定“安史之乱”的过程中，颜真卿“大飨士城西门，慷慨泣下，众感励”。
《多宝塔碑》局部
颜真卿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士兵做了榜样，并慰劳士兵，有利于振奋军心，赢得斗争。在面对李希烈和其爪牙的威逼利诱时，他高呼：“老夫耄矣，曾掌国礼，所记诸侯朝觐礼耳!”他在危难关头也不忘自身的职责，坚决不妥协，展现了他作为忠臣敢为名节无畏牺牲的民族大义。“安史之乱”使得颜真卿成为家喻户晓的忠臣的同时也有利于其书名的广泛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