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汉献帝在名义上虽是天子，但实际上只是魏王手里的玩偶。魏王在形式上还是要对汉献帝行君臣之礼，而朝廷百官既要对汉献帝行“走过场式”的君臣之礼，又要对魏王行实际上的君臣之礼。
侍中完成了在复杂条件下各种社会礼仪制度的重建工作，也正是由于这些制度的知道作用，曹丕才顺利地完成代汉程序。侍中王粲、卫凯等人的努力，才使得曹魏的礼仪制度得以确立并走上正轨。
曹魏代汉之后，侍中有承担起适应形势需求不断地修订、完善、捍卫制度的责任。侍中会经常与君主一起讨论历朝历代制度的优劣，进而议论曹魏的礼仪制度，并加以损益增减。
如果大臣有作奸犯科的行为，侍中也有权提出批评建议。曹芳当皇帝时，王璩担任侍中：
“曹爽秉政，多违法度，璩为诗以讽焉。其言虽颇谐和，多切实要，世共传之。”
对于曹爽这种凌驾于君主之上的权臣，侍中也敢于讥讽，足见朝廷赋予侍中针砭违法行为、维护旧有制度的职权。
三、出纳君王命令
除了中书监、令等专任官职外，曹魏侍中也担负着出纳君王命令的职责。曹髦当皇帝时，“遣侍中持节分适四方，观风俗，劳士民，察冤枉失职者”。众多侍中被授权，代表皇帝到地方查看风俗民情，监督郡县官吏，成为皇帝的钦差大臣。
“高平陵事变”后，司马家已经是曹魏政权的实际掌控人，侍中出纳皇帝命令的的权限依旧，“侍中许允，尚书陈泰说爽，使早自归罪”。
侍中离皇帝近，占据中枢，因君权随意性的特点，决定了皇帝在行使君权时，往往难以完全遵循既有的制度。按照惯例，皇帝指挥身边的亲信行使不在职责范围内的权利，因此经常会让侍中享有出纳王令之权，显示出侍中职位的重要性。
四、侍中加官职增多
曹魏官吏中以侍中家官者有65人之多。曹魏时期，正值三国鼎立的对抗阶段，皇帝经常亲临战场，或在朝廷之处理军国大事，这就需要身边有众多的亲信大臣陪同，并为之出谋划策。为适应这一形势的需要，曹魏实行了东汉以来的官职设置惯例，重要的文臣武将加官侍中，即可陪伴皇帝左右。
于是，曹魏官制中大量出现以侍中为加官制。中书令、监的权力很大，掌握机要，但任然需要加侍中，才能常伴皇帝左右。如曹芳时的侍中中书令孙资、侍中中书监刘放，两人经常出纳王命，是曹魏时著名的大臣。如果不加侍中就不能常伴皇帝左右，或者即便见到皇帝，其权力也受限。
因此，曹魏的许多重臣，尽管权倾朝野，仍要加官侍中。如曹睿临终前曾拜曹爽大将军、假节钺，录尚书事，都督中外诸军事，可谓独掌朝纲，但曹芳继位后，仍要“加爽侍中”，从此便可以常伴帝王，出入宫廷。
曹魏时，尚书省已经发展为独立的行政机构，尚书省官员想常伴皇帝身边，也需要加官侍中，形成了曹魏所独有的侍中尚书仆射、侍中尚书令等官职。此外，还有侍中尚书中领军、侍中廷尉等。以大量侍中加官，是特殊背景下曹魏官制中的一种独特现象。
参考文献：《三国志》《三国制度与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