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
战火期间圆明园研究沉寂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逐渐侵占中国东北地区的侵华日军，又于1937年策划发动了“七七事变”，进一步加快了侵吞整个中国的军事行动。不久，平津相继沦陷，包括向达、梁思成在内的大批学者及学术机构被迫南迁，关于圆明园研究的学术活动也随之归于沉寂。
向达所撰《圆明园遗物文献之展览》一文文末有言：
“近十数年来，国家虽起振古未有之剧变，呈极度之杌陧不安，而在学术方面，实不断的有长足之进步。新史料之出现，无日无之，皆数十年前学术界所未能梦见者。似今日斯会所陈，亦此大海中之一滴也。若工程则例，若地样，若模型，若图像，皆于近数年间相继流出，同人等幸得为之爬罗剔抉，以有今日之盛，当亦邦人君子之所共慰”。
诚如此言，“七七事变”爆发之前，国内军阀混战、派系权争，一直处于激变动荡的态势，整个国家本已“振古未有之剧变，呈极度之杌陧不安”之状况。在此变局之下，以向达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以营造学社为代表的中国学术群体与机构，矢志搜求、整理与研究圆明园遗物与文献，“在学术方面，实不断的有长足之进步”。及至1933年国内第一本“圆明园专号”学术杂志印行，国内学术界已然将研究视野拓延至海外史料，已渐呈“别开生面”之新局面了。
同为译介与研究海外史料先行者的向达，与营造学社骨干梁思成，对于“圆明园专号”上所列举的译文，应当不会陌生。须知，早年向、梁二人皆参与了英国学者韦尔斯所著《世界史纲》（商务印书馆1927年6月初版）一书的译述，对西方学者史学著述及海外相关文献早有接触。十年之后，向氏译成《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等，为敦煌学海外史料译介开拓者之一；梁氏则曾校订日本学者伊东忠太《中国建筑史》中译本，亦为中国建筑史学界借鉴国际学术观念开辟了前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