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说动朝廷，苏轼还特意在奏章中说：“若再不修缮，以后可就不是四万贯能解决的事情。”除此之外，苏轼还特意祈求了皇太后，毕竟，对方是自己的头号粉丝，帮个忙也不算太难。但即使做了这么多铺垫和准备，朝廷还是没有允准拨款，或许是因为这笔款项数额实在太过巨大了。
一年之后，杭州闹饥荒，此时身为杭州地方官的苏轼再次上奏，请求朝廷下拨度牒。
根据苏轼计算，出售这些度牒得到的钱，可购买两万多石大米，府衙减价售出一部分，还能换回一万五千多贯钱。这些钱虽不能翻修官衙，但修缮紧要处还是够用的。苏轼不愧为绝顶聪慧之人，这种两全其美的办法，终于获得了皇帝的允准。
但批准的度牒只有三十道，再怎么计算也不够修缮官衙。至于杭州官衙之后究竟是如何修缮的，相关文献并没有记录，估计也就是修整了一些小地方。但有趣的是，苏轼于元祐五年负责修建的公共工程，却得以流芳百世，成了如今位于杭州的“苏堤”。
苏轼两任杭州，等待他的都是危房，为何他不能自主修缮官衙呢？若苏轼当真这样做了，那么，等待他的便是弹劾免职。
为什么会是如此呢？
其实，在宋朝之前，任职各州的地方官曾拥有修缮官衙之权。到了宋朝，朝廷经费吃紧，这项权力便被朝廷剥夺了。如果，有官员擅自修衙，便会受到严重处置，“知州薛映增修廨宇”一案便是最好的例子。1006年，知州薛映因擅自修衙被人告发，朝廷查证后，薛映被降至连州文学。无独有偶，1058年，汝州地方官李寿朋因“命郡人上供木材，用于修缮亭台”被御史弹劾，最后，也受到了降职的处分。
因为，宋廷对地方官吏擅自修衙一事管理十分严格，所以，朝中便逐渐有了“官不修衙”的惯例。这一惯例以宋朝为开端，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明代万历年间，宛平县曾有一位叫沈榜的知县，他在其所写的《宛署杂记》中，便记录了宛平县官衙的简陋景象。要知道宛平县已设官衙两百年之久，从始至终，朝廷未拨一分钱修缮官衙，导致宛平县衙门简陋无比，根本没法与“天下第一县”这样的美称联系起来。
后来，沈榜迫于无奈，自费翻修了大门。但是，当他要扩建时，县里却拨不了一两银子。
可见，其窘迫程度。
清朝中期，成都官衙也因年久失修破败不堪，但是，即使如此，却依旧不见朝廷及地方官主动修缮。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与以下两个原因有关：
其一，地方府衙“无款修缮”；
其二，地方官缺乏修缮动力。
毕竟，地方官都是三年任期，他们修缮官衙，自己享受不了几年不说，甚至还可能背上一身骂名。
在宋廷的预算日程中，修缮官衙常被视为“不急之务”。1075年，宋廷下诏叫停了京城内外修建园苑、寺观等事宜，并宣布七年后再做商议。从民国编撰的《明代建筑大事年表》中也可看出，明朝修建了六百多所学校，但同时期只修缮了二十多所官衙。即使是在宣德年间，明廷“大规模”修建官衙，总数也不过五十多而已。但反观，同时期修缮及兴建的学校数量，却高达一百多所。
到了清代，这种“官不修衙”的情况更加严重，地方官吏若要修缮官衙，所需经费都需自掏腰包。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没有几个地方官愿意无私地修缮官衙了。
即使到了非修不可的地步，各地官吏也需自谋方法。要么拿出自己的俸禄，要么从民间募集。苏轼筹集修缮经费时，除了通过出售度牒募集之外，他还献出了自己的“公使钱“。所谓“公使钱”，是指宋廷下拨给地方官的特殊经费，地方官吏可自行支配，其主要用作公务接待开支。
那么，为什么古代统治者要如此限制整修官衙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