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艺术圈的一些见多识广的老将而言，这五年来的展览文化相形之下没有什么让人觉得是真正全新的东西，要不就是走流量，要不就是快销的舶来品。把这个问题包装得更好的则是已故英国文化评论家马克·费舍尔（Mark Fisher）：“二十一世纪的文化其实就是二十世纪文化再用高清像素和宽带网络重新传播一次。”费舍尔打了一个比方，如果你将2000年后的音乐拿给1970或80年代的乐迷听，他们会非常惊讶——惊讶于这些来自未来的曲风竟能毫无新意，听起来熟悉得简直诡异，似曾相似。换个角度想，1999年超市展的艺术家们如果想象到他们的调侃会在21年后的未来兑现，他们应该会对今天的艺术品可以真的为商业做嫁衣先是感到兴奋，而后或许又感到：真能实现的嘲讽本身并没有太大的挑畔意义。
杨振中于2017年在箭厂空间实施的项目《栅栏》.图片：箭厂空间.
当然，这种历史再度成为现实的情况并非都是一些虚无的例子。超市展的共同组织者杨振中在2017年的箭厂项目中，将项目空间的玻璃拉门临时封上，只留小窗，安了双面镜和栏杆，后面设置一台闭路监视器。在隔壁的姐妹空间“五金”室内看监控，所有路人都成了栅栏内的囚徒。随着街道开始实施临街房屋堵墙的政策，相邻店面全数关门。而箭厂则因为《栅栏》项目主动封墙，幸运逃离关门命运。这场封墙风波让许多人想到箭厂成员王卫当年的《临时空间》（2003）用回收砖在展览空间内砌起一道没有门的四堵墙，又在一日的开幕之后拆掉墙面。箭厂因为这个项目意外改变了自己的面貌，而杨振中为了项目而做的胡同窗框形态研究，也恰好记录了胡同的形态学。在一次与王卫的对话中，杨振中说，胡同虽然毫无生气，但也不是世界末日，其实不过是暂时回到1980年代北京胡同在个体户出现之前的朴素样貌而已。“也许这个情况过几年又变了”，杨振中总结道。我猜想，他说的“这个情况”指的是胡同店铺的生机，但也可能是独立展览空间。无论如何，箭厂就用着杨振中无意间留下的一扇窗，直到2019年底彻底关门，倒也符合他们反映街道现实的方针。这样的积极案例告诉我们：其实历史真的可以发生两次，第二次可以不是闹剧，还能促成当下的改变。
文／ 陈玺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