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针对“耗米”引发的问题，周忱在宣德八年（1433），首次创立了“平米法”，对官田和民田一律加征耗米，数额按比例征收：征税重的加耗少，征税轻的加耗多。如此一来，官田和民田的税收负担不均、穷人和富人缴纳耗米不公平的状况得到了改善，百姓的负担大大减轻。
改革总是会遇到阻碍。周忱曾向朝廷奏请将官田的赋税按民田征收，却遭到了朝廷中一些大臣的强烈反对，他们还弹劾周忱是“变乱成法，沽名要誉”。所幸，周忱的改革得到了宣宗的大力支持，他的想法最后也得以付诸实践。
经历了赋税政策上大刀阔斧的改革，江南百姓的生活终于触底反弹，渐渐有了起色。
改变“不合理”的收支细节
但是，周忱的目标并不止于此。他很快又把目光转向一系列的细小问题。
因为，看似零星的小漏洞，在合理管理之后也能省下意想不到的大钱。
第一，统一量器。之前，收税粮用的铁斛没有统一的规范，因此会有人趁机钻空子，利用“大斛入小斛出”做中间商赚差价。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周忱请求皇上敕令工部统一了铁斛的标准。
第二，节省管理费用。“粮长”负责征税，一般设有正副三人，是个“肥缺”。周忱大刀阔斧地改革了粮长制度：精简人员、简化工作程序，减少花在粮长身上的费用；各县在水边设立便民仓，完善粮食储存制度，避免了粮长从中营私。这么一改，粮长的权力减小，百姓受益良多。
第三，节省漕运费用。江南运输税粮到北京可以军运或民运。两种形式分开运转，成本非常高。尤其对于民运的运夫来说负担非常重：不仅花费高，还会耽误农活。在周忱的改革下，这两种方式接力协作：由民船运送粮食到淮安或瓜洲，之后交由漕军运抵通州。按照粮食的重量给付运费。这样算下来，总运费省下不少，农民和漕军也都得到了实惠。
此外，周忱还改革了官员的俸禄发放制度、马草收集制度、整顿了盐场秩序……经过这些“小修小补”，百姓的负担进一步得到了减轻，经济也变得更加井然有序。
让余钱“活”起来
周忱的一系列改革卓有成效，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几年之后，江南地区终于还清了积欠中央多年的税粮，而且粮食有了结余，也就是“余米”。
宣德七年(1432)，江南地区获得大丰收，苏州的余米达到了七十万余石，为此还专门设置了“济农仓”储存。随着余米逐年增多，周忱将它们的价值利用得淋漓尽致。
第一，赈济救灾。眀英宗正统元年，淮安、扬州发生灾害。周忱启动苏州地区的余米支援扬州，助其平安度过灾年。
第二，公共建设。经济发展起来了，各种水利工程、学校、桥梁等也有了动工的底气。比如，周忱在江南修建了一系列的水利工程，费用就从余米里出。
第三，民间借贷。意外失财的情况下，官府或个人可以借贷余米来应急；如果是农民来借贷，还有严格的规定：比如，要先做一下借贷者的背景调查（家庭情况、田亩多寡），之后再视情况决定是否要借出粮米。如果借贷者信用不好，有借粮不还的情况，那么他就不会再有借贷的机会。而且周忱还很贴心地把还粮时间定在秋收之后，让借粮者“还有余力”。
第四，返还农民。如果余米剩余过多，过了正月之后官府还会放粮给农民。此举意在惠农，让他们开春努力耕种、秋收积极缴税。
取富于民，用富于民。在这样的灵活运营下，余米不再只是静静地囤在粮仓之中，而是成为了一种流动的资源，创造出了更多的价值。
曾经积欠赋税的江南，后来有了年年有余的富饶模样。之前四处逃荒的百姓，后来也能安居乐业，竟不知有灾荒。《明史》中这样评价周忱：“治财赋，民不扰而廪有余羡。此无他故，殚公心以体国，而才力足以济之”。
值得一提的是，周忱的继任者李敏上任后，皇帝曾经敕令他不要轻易改变周忱施行的种种制度，但是李敏没听。很快，周忱耕耘20年的成果如同昙花一现，江南又一次不复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