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氏先封为礼妃，后晋升贵妃、皇贵妃
毛奇龄的《胜朝彤史拾遗记》中，有跟《明史·后妃》里一致的记载。毛奇龄倾向东林党人，康熙十八年（1679）充明史馆纂修官，不知道是《明史》抄他的，还是他在编纂时，掌握了很多史料，将他认为“靠谱”的编成一册，记录在《胜朝彤史拾遗记》。他在《胜朝彤史拾遗记》中，“周后之选，昭妃赞成之，以是也。”更加强调了周氏选上信王妃得益于刘昭妃的力挺。
另一名参与修纂《明史》的汪楫，跟东林党人士交往密切，他能够由一个小小的淮安赣榆县教谕，在两年后，也就是康熙十八年（1679）授翰林院检讨，纂修明史，离不开朝中东林党人的提携。他编著了一部记载明崇祯朝史事的编年体史书，即《崇祯长编》。《崇祯长编》记载：“崇祯元年二月，乙未，敕谕天下朝觐官命选两宫于诸王馆。”，又“崇祯元年四月，册礼妃田氏、淑妃袁氏，遣伯张庆臻、刘天锡持节，大学士李国木普（该字为左边木字旁，右边为普）、来宗道各行礼。”
同是一起入召修纂《明史》，跟东林党人关系又密切，毛奇龄和汪楫两人的观点却针锋相对，相互矛盾。按照《崇祯长编》的说法，倾向于田氏、袁氏是朱由检继位登基后选入的，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说法并不完全等同于田、袁两人，就是崇祯元年命选东西两宫时入选的，这个容我稍后详说。崇祯元年有旨选妃？官史却找不到一丝痕迹
汪楫所著中说法，从明代金日升所著的《颂天胪笔》可以得到印证。该书记载了毅宗登基后选东西两宫的谕旨“圣谕礼部，朕选东西两宫，尔礼部传行五城，于各该地方访举并及女子十四至十六岁容貌清端、德性贤淑者……”不过，《颂天胪笔》偏向性明显，站在东林党立场上，记录明末党争的重要史料。主要记载明毅宗朱由检关于清除魏忠贤集团所下的谕旨，东林党人这一时期的相关奏折，以及高攀龙、叶向高、赵南星等著名东林人物的事迹。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该圣谕内容是下达礼部的，皇室选婚由礼部主持实行。如《天启实录》记载：“天启五年十一月十二日丁巳，上谕礼部：朕弟信王年已长成，理宜婚配。尔礼部……”正常来讲，《颂天胪笔》记录该内容应注明其来源为礼部接到，而此处却是文书房传出，竟然不是礼部接到！难道皇帝选婚这么大的事情，礼部没有接到旨意？需知文书房是内廷官署，掌收进章奏题本，发下圣旨御批，人员都是太监。莫不成崇祯皇帝选东西两宫还是见不得人的事，都不用礼部主持参与，光靠一群太监偷偷摸摸就搞完了？这开什么玩笑！
崇祯元年选妃跟田氏无关
按金日升记载所说，他的内容是从文书房传出的，且不说他有没有通内的本事，仅凭这点就与汪楫所著矛盾，《崇祯长编》不是说敕谕天下吗？礼部怎会没接到！皇帝选妃的大事，不经过礼部就布告天下了？册封田、袁两人时，伯爵持节，大学士行礼？那册封之礼不是礼部主持的，又是谁？竟是鬼扯！令人好奇的是，同为东林党阵营，为何针对同一件事情，竟有不同说法，而且自己内部还自相矛盾。这恐怕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们在撒谎，在掩盖一件事实。由于东林阵营庞大，没有及时统一口径，造成各自为了急于掩盖劣迹丑行，而相互撞车，撒谎圆不上的尴尬境地。
若汪楫、金日升所说为真，那东林党人修纂《明史》时，为何不采用自己人的这种说法。按照周氏是信王选妃时，以亲王规格“选一陪零”入选王妃，天启皇帝朱由校驾崩，无后，信王朱由检作为天启唯一在世的亲弟弟，按照祖制“兄终弟及”继位，登基后广选淑女，充实后宫，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而且合情合理。对崇祯皇帝、皇后周氏（与东林党有密切关系）、乃至扶持信王朱由检上位的东林党人来说，采用这种说法都是百利而无一害啊！多方史料印证信王选妃“选一陪二”，周氏排第三
为何会弃之不用，反而采用毛奇龄所著说法呢？或者说由于《明史》浩繁，修纂人数众多，每个部分有专门的人员负责，可是翻遍《明史》却为何找不到汪楫、金日升所说的任何蛛丝马迹？这看起来不是东林党人一贯的风格啊，莫非实在掩盖不了，无法抹平这事？根据其他同期史料来看，信王选妃似乎确实是采用了帝王级别的“选一陪二”最高规格。亲东林党人士孙承泽是个“三朝”（大明、大顺、大清）老臣，最后被他效力的大清写入“贰臣传”。其人品可想而知，不过他在自己所著的《思陵典礼记》中也记载：“当（周）后入选，名在第三，张皇后特拔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