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即今三门峡一带，《水经注》说是老陕州城一带（陕陌），《括地志》则说指陕塬(今陕县张汴塬)。“周召分陕”，就是周公、召公以“陕”为分界线，把周王朝的统治区分为东西两大行政区，周公管理陕之东，召公管理陕之西（陕西之名，即渊源于此）。这根石柱，当年就栽在分界之处，是中国最早的界石。据姚学谋介绍，这个石柱原立于张汴塬，后移至陕州北城墙上，再后辗转收藏在了虢国博物馆。石柱上刻有文字，已漫漶不清，据考证是唐朝武则天时期所勒。
“周召分陕石”看起来其貌不扬，但当时却极为重要。成语“分陕之重”，即能让人掂出分量。“周召分陕”，意义极其重大，在武王病逝、成王年幼、周公备受怀疑的情形下，这个举措稳定了人心，为初创的周朝走向安定富强奠定了基础。
处于信任危机中的周公，处境很艰难。“三监”与武庚都别具用心，作乱如箭在弦上，势所必然。而如何赢得召公等朝中大臣的信任和支持，成为决定平叛成败、决定周王朝安危的关键因素。
当其时，周公必须说服召公，让他为自己解除疑虑。《尚书》中的《君奭》，就是周公专门为说服召公写的。如《史记》所说，“周公摄政，当国践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在这篇文章中，周公开诚布公，列举古之贤臣表明心迹，希望召公明察自己，与自己和衷共济，带领周王朝走出危机，成就文王、武王未竟大业。
从现存史料看，周公赢得召公信任并不容易，经过几次反复，召公“乃说（悦）”，相信了周公的忠诚。而“周召分陕”，恰恰发生在这个时期。我没能查到研究者对两者因果关系的论述，但据我个人推测，“分陕”与赢得召公信任，这两者当有必然联系。所谓“听其言，观其行”，仅凭语言的承诺，一般无法让人完全信服，而“周召分陕”，则让周初的权力格局发生微妙的变化，由周公摄政、大权独握，演变成周、召分别掌控周王朝关键区域。
“分陕”之后，召公掌控周王朝王畿之地，着力发展农业生产，建立巩固的后方经济，而所有关于周公的猜忌都会大大缓解，“三监”叛乱的借口也不再堂而皇之；周公则掌控今洛阳及东方广大地区，没了后顾之忧，可以全力投入平叛战争。
由此结果看，“分陕而治”实在是高明的双赢措施。
两位朝廷重臣之间的信任，朝廷上下形成共识，平叛战争取胜成为必然。周公东出征伐，用了两三年时间，打败叛军，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废霍叔为庶民，平定了“三监”之乱。随后，周公继续向东用兵，征服与“三监”遥相呼应的淮夷徐、奄、薄姑等方国，将周朝势力拓展到长江流域。东征之役，一举荡平武王伐纣后所有不稳定因素，为周王朝走向安定强盛奠定了基础。
开创“成康之治”
洛阳周王城广场，“周公营造洛邑”巨型雕塑气度恢弘，一般都认为，营造位于今洛阳的王城和成周城，是周公所为。但从《尚书》中周初诸诰看，召公也是营建洛邑的主要策划和实施者之一。他身为太保，“燮理阴阳”是职责所在，先于周公勘察营建洛邑地址，以龟甲卜新邑之吉凶，并测量地形，测定城郭、宗庙、宫室、朝市建筑物的方位，参与了新都的整个营建过程。
天下安定，成王也长大成人，周公随即还政成王。数年后，周公病逝，召公的地位越发重要。又过些年，成王也病逝，临终对太子很不放心，把他托付给召公、毕公、毛公。召公作为托孤重臣之首，责任重大。“自成王崩后讫康王受帝前，命皆出于召公”。此时，他已经历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四朝，年事已高，却仍勉力处置政事，教导新君。他“其身先见周公以叔父之亲拥辅太子，而流言之变起于兄弟，非周公之忠诚，则社稷岌岌乎殆哉矣”，吸取教训，处处把握分寸，避免僭越，立康王的典礼上，“特为非常之礼，迎之南门，卫之干戈，奉之册书，被之冕服，而又率诸侯北面而朝之，以与天下共立新君，使之晓然知所定而无疑”。
对于康王这样的太平君王，召公唯恐其不知创业之艰难，反复申说王业来之不易，告诫康王务在节俭，勿多欲，以笃信治天下。
经历商周之变，召公对兴衰有着切肤感受和深刻的思考。他认为，殷商自有“天命”，但却被周取代，这说明“天命靡（无）常”吗？因此，不能只依赖天命，还“不可不敬德”，要借鉴夏代、殷代得天命而后“坠厥命”的教训。作为天子，虽接受天命，若不恭谨于自己的德行，其国命便不会长。接受天命后，必须敬德保民，“矜细行”而成“大德”，才不会使国家“坠厥命”。召公强调勤勉修德，并作为治国前提的思想，这对后来儒家“修齐治平”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