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看来，明代贵州的卫所不仅要为贵州省的设置铺好路，为这些行政机构提供办事处，还得给这些行政机构充当保镖。如果没有这些遍地开花的卫所，要在贵州陆续设置各级行政机构并能正常运转，几乎是无从谈起。
明代贵州省城图贵州卫所是贵州应役劳力的补给源
明代其他行省的各级行政机构，都靠编户齐民提供税赋和劳役得以运转。但在贵州设立行政机构则不然，在贵州除了土司领地外就是生界，赋税的筹措全凭自愿“认纳”，能够足额上交的赋税远远不足以支撑省、府、州、县各级行政机构的运转。因此，建省后的半个世纪间，贵州各级行政机构的维持都得靠邻省“协济”，也就是说，从邻省中划拨出一部分税负支持贵州行省机构的运转。在支持贵州各级行政机构的运转中，贵州各卫所也功不可没。
这是因为，各卫所屯军由于居住日久，无论官兵都积累了一定私产，开始有能力通过合法或非法的手段，从土司名下陆续购置田产，由于这样购置到的田产，不属于朝廷划拨的屯田用地，不能免税，必须向地方官员申报，才能获得土地产权。因而这样的私产虽多有隐瞒，但始终有一部分最终还是上报了各级行政机构，并因此而开始承担国家赋税。
郭子章《黔记》一书中，忠实地记录下了贵州各卫所屯军的私产及其所担负的相应税额。我们从中可以得知，明代贵州各级政府，第一批掌握的税负来源恰好出自各卫所屯军的私产。这是真正意义上不由土司提供的规范税负来源，也是贵州各行政机构稳定税收来源的开端。正是凭借这样的赋税收入，邻省“协济”才得以缓解，贵州各级行政机构的正常运转才得到起码的保障。
除了税负之难外，更大的困难则是无人为地方行政机构提供劳役。其原因在于明代的贵州除军户外，所有居民要么是土司制下的部民，要么是“生界”的“化外”居民，这两种人都不能向地方行政机构提供劳役服务。于是维持贵州各级地方行政机构正常运转的劳役提供，不得不落到卫所军户的头上。沿途的运输，过往官员的劳力服务，军政文的传递，全部落到各卫所军户的头上。因而明人王士性说：“晃州至平夷十八站，每站虽云五六十里，实百里而遥，士夫商旅纵有急，止可一日一站，破站则无宿地矣。其站皆军夫。辰州以西，轿无大小，官无贵贱，舆者皆以八人，其地步步行山中。又多蛇、雾、雨，十二时天地暗曶，间三五日中一晴霁耳，然方晴倏雨，又不可期，故土人出必披毡衫，背箬笠，手执竹枝，竹以驱蛇，笠以备雨也。谚云：“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参见[明]王士性《广志绎》，吕景琳，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3页。）
由此看来，这些亦军亦民的军户们，不仅要像一般老百姓那样承担劳役，而且在贵州承担的劳役比中原各省都要繁重得多。加上道路崎岖，毒蛇猛兽横行，气候阴湿多变，劳役繁重之外，还得承受老天爷的肆虐和地理环境的折磨。贵州卫所屯军对贵州行省行政建构的运转，其贡献之大足以令人惊异。难怪明人王士性哀叹说：“本朝勾取军伍总属虚文，不问新旧，徒为民累。惟贵竹（州）卫所之军与四川、云南皆役之为驿站与夫，粮不虚糜而岁省驿传动以万计，反得其用。”（参见[明]王士性《广志绎》，吕景琳，点校。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3页。）王士性哀叹之余，我们不得不承认，若没有卫所屯军的辛劳付出，贵州行省的正常运转几乎无从谈起。
贵州卫所还是汉族移民的落脚点
贵州行政机构设置的秩序也与内地迥然不同，不是自下而上，逐级提升建置，而是自上而下逐级具体化。贵州设省之初，全省疆域中的不少地方，设了省但却没有设府；设了府，治下却没有州；设了州，治下没有属县；设了县，治下也没有里甲。空壳的省、府、州、县遍及各地，其中例外者少而又少。在这样的背景下，贵筑县、镇远县、清平县堪称例外了。
隆庆三年（1569年），明廷决定设置贵筑县，理由正在于贵筑长官司的治下大多属中华流寓，这样的中华流寓从何而来，《明实录》没有明说。但贵筑长官司领地恰好位于贵州城南门外，贵州卫的设防区包围之内，却能给出一个意向性的答案。明代中原汉族向贵州实施民间移民，必然得克服语言上的障碍，落籍上手术困难和产业购置的繁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