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人所缺乏的，正是古希腊人的求知精神及西伯来人的信仰精神。
从表面上看，中世纪时期各大儒提出了貌似求知及信仰系统的理论，刚好可以为文化上的精神缺失予以补足。殊不知，这种依托于封建、迷信上的伪信仰和伪求知，反倒成了妨碍中国文化繁荣发展的桎梏。我国古代的文人，都参与到这种伪求知和伪信仰的传播中。在他们的脑海中，根本不曾拥有超出这两种伪精神范畴的内容。可悲的是，即便是行走于思想改革前沿的古人，如：黄宗羲等，他们也没能像西方学者一样创造出独属于中国的求知精神和信仰精神。
伪求知和伪信仰精神就像一个充满墨汁的染缸，任何在这口大缸里诞生、成长、学习的文人，他们都会不由自主地沾染上属于伪求知和伪信仰的印记。古人未曾看到，打破这种桎梏的方法近在咫尺，只需打开国门，让外界的空气流通进来，就能让西方的信仰精神和求知精神在中国的土壤上尽情生长，最终被包容性极强的中国传统文化吸纳为己用。然而，阻挠国门开放的，反倒是最缺乏伪求知和伪信仰的文人。因此，直到清末乃至民国，我国才涌现了一批真正的先进人士。
直到现在，人们仍习惯性地将受过高等教育，甚至是读完了义务教育的毕业生称作“知识分子”。平心而论，这种观点实属谬误，就像是将一切吃五谷杂粮的老百姓都称作农业生产者一样，滑天下之大稽。
文人是什么？
读过书的，接受过书面知识的人。
知识分子，至少要有生产知识的能力，而不是传统知识的印刷机。反观西方，能被称作知识分子的人少之又少，唯有具备独立思考能力，且发掘了真理的社会思想家，才能被冠以知识分子的头衔，如罗素、马克斯等等。
由此可见，当下社会真正有资格被称作知识分子的人少之又少。至于长达两千年的中世纪中，几乎难以找到一个足以匹配“知识分子”特性的文人。
原因无非有三个：
首先，封建时期的中国文人并无批判社会的胆识和勇气。“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一概念是孔夫子所提出的，然而真正能践行这一点的又有几人？史上知名的文人，有九成曾跻身上流社会，那些无缘仕途的也大多用了一辈子的光阴去追求功名，攀龙附凤。难怪，古代的读书人皆信奉“学而优则仕”的信条。
即便是看透了这种“伪求知”的本质的文人，不再对科举抱有信心，亦不会与社会进行较量，而是隐身山林。真正能站出来批判社会的，真可谓少之又少。偶尔出现的几个“凤毛麟角”般的存在，亦会因与当权者唱反调，轻则身陷囹圄，重则一命呜呼，更严重的甚至连三族、九族、十族都要受牵连。统治者防民之口，根本不会给这类敢于与社会抗争的文人留下生存空间。
其次，中国文人缺乏思想武器。诚然，许多文人即便不敢与封建社会唱反调，但他们的心底却又蠢蠢欲动，可也仅是这样而已了。古代的文人，缺乏的是真正的信仰精神。如果古代有文人能够高调喊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打碎“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常规局面，那么此人一定能成为中国封建史上头号“知识分子”。遗憾的是，事实证明这样的人并不存在。
最后，中国文人没有批判社会之能力。显然，这种能力是生活在封建背景下的文人所不具备的，因为我国古代根本没有“人权”这一概念。在数千年封建史上，除了上位者之外的所有人都缺乏自由，他们的活法有且仅有两种：一是乖乖地服从；二是以生命来抗争。此外，中世纪统治者所需要的，是大量照本宣科的文人，而不是有主见、有创造力、有自由意志的知识分子。
当时间已步入二十一世纪，我国最缺乏的仍是具备三大“人类元精神”的文人，暨知识分子。社会给了文人最好的发展空间，他们可以将中西人类元精神融会贯通，成为未来创造新文化的生力军。有了明清两朝的前车之鉴，笔者仍希望那些活在伪精神中的传统文人能尽快退出历史舞台，这群人无疑是文化进步的最大阻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