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为自己设立的一个新的决策核心:南书房

2020-11-21 18:30:01 作者: 康熙帝为自己

注:南书房亦称南斋,属于内廷范围。从表面上看,康熙朝南书房的职责主要有:为皇帝讲解经史、编纂书籍、诗赋唱和等,也就是说,南书房翰林是皇帝的文学侍从。但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除文学方面的工作外,南书房还承担着协助皇帝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决策的特殊使命,可以说,是康熙帝为自己设立的一个新的决策核心,入直者中受皇帝特殊器重者即成为这一决策核心的骨干成员和机要秘书。

康熙翦除鳌拜之后,立即废除内三院,重建内阁和翰林院,并选择翰林入值内廷,设置南书房。南书房是专门为皇帝个人服务的内廷机构,选择品学兼优的翰林院汉族官员入值。凡入值者不论出身、资历,概称“南书房翰林”。南书房没有固定的编制和人数,完全根据皇帝的需要而增减。少时一、二人,多时十来人。人员流动性较大,除少数入值时间较长之外,大多数都比较短。南书房翰林为皇帝讲解经史,接受秘密奏折,草拟诏令。南书房逐渐变成皇帝的机要秘书机构,它的设置有利于加强皇权和联合汉族地主阶级,巩固清朝统治,并给当时社会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康熙在当时的形势下设置南书房,实为明智之举。南书房的产生是皇权与议政王大臣会议、内阁斗争的结果。由于历史局限性和民族狭隘性,清初是满洲贵族大臣专权时期,议政王大臣会议全部由满洲贵族和八旗首脑组成,汉人不得参与,凡军国大事均由议政王大臣会议一一裁定,它是最高的决策和中枢机构。内阁负责票拟谕旨、起草诏令、议决政事,在这场斗争中,南书房应运而生。

康熙朝的翰林轮值南书房

如果仔细考察清初政治历史,就会发现,入关前后,清廷实际上存在着双重决策机制:一是制度化的、公开的决策机制。

最具代表性的是贵族议政制度,也就是天聪以来实行的诸王共议国政,议政王大臣会议享有最高决策权,具有废立人君的权力;二是由君主直接控制,不具有正式身份的非制度化决策机制,其主要内容是人君援引亲信非正式地参与决策,以强化政治控制。入关前的文馆和内三院,入关后的南书房,都是这种机制在机构建置上的重要体现。

从权力分配的角度看,清初制度化和非制度化双重决策机制的出现,主要源于君权和议政权的冲突。君主为了摆脱议政贵族对自己的制约,巩固和扩大自己的统治权威,必然采取措施,强化自己的决策能力,这就要求建立属于自己的决策班子。

入关前的文馆和内三院,从表面看是典型的文书机构,和议政王大臣会议相比,既非正规决策核心,也非强势行政部门,不可能对后金(清)政治演变产生重要影响。但历史的实际正好相反。文馆、内三院直接对君主负责,而不是对议政王大臣会议负责,在政治上,它和君主的利益完全一致,以提高君权为其基本目的,故它从一成立就深获皇太极重视。当时,文馆、内三院集中了一批后金(清)社会中不可多得的智谋之士,如范文程、宁完我、鲍承先等,对后金(清)不少重大事务具有发言权,他们提出的方针、计谋往往被皇帝(汗)所采纳。

清军入关后,关外本来直属皇帝的非制度化决策机构内三院,转变成为享有票拟权的中央政府,成为负责处理日常政务的正规行政部门。此后,清帝面临着限制满洲贵族权力,特别是议政权力,建立君主专制政体的历史使命。在这个过程中,翰林入直和南书房制度就应运而生。

翰林入直,是顺治时期皇帝为了有效处理机密重务而采取的重要措施。顺治十年(1653),顺治帝令内三院学士各一人内直,“学士预阅章奏呈旨,仍下内院”(谈迁:《北游录·纪闻下·学士内直》)。顺治十七年(1660)六月,顺治帝下令在景运门内建造直房,令翰林各官分班直宿,“朕不时召见顾问,兼以观其学术才品”。当时,翰林官分三班入直,每班八人,掌院学士折库讷、王熙也被顺治帝特许入直。在入直的文学侍臣中,有的人成为顺治帝的亲信,像弘文院学士麻勒吉“日侍左右,促膝顾问,最被眷注”;王熙因人品、学问深得顺治帝欢心,备受重用,“荷蒙高厚,任以腹心”,甚至连遗诏也由其草拟。故时人感叹入直翰林“日入禁中,同议机密,虽内院不如也”(参见《北游录·纪闻下·御试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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