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是冷酷的法家著作，里面有句话说：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
它断定，为了取悦人民而施行的政治就是混乱的开始。举例说，收取税金和年贡是出于应对饥荒和国防的需要，而人民却因性“贪”而不满。为了博得人民的喝彩声而减免税金的话，饥荒的时候就会有饿死者，外敌入侵也无法防御。如果刑罚变得严厉，人民会因法“严”而不高兴；然而如果放松刑罚，社会秩序就会乱套，市民的生活就会受到威胁。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主旨都是不能迎合、迁就民意。这本著作的作者是儒家荀子的门生，却对儒家持否定态度，理由是“儒以文乱法”。若以文章和言论批判政治，“法”的权威就会降低。它主张应该赋予“法”绝对的权力，王依法施行政治。信赏必罚则是不言自明。不管是和王血缘有多近的王公，还是影响力有多大的豪强，在“法”的面前是一样的。血缘、人情，一概无视。父亲犯法，儿子也得告发。儒家批判这种违反人情的做法，但韩非子辩解道，如果做得不这样彻底就无法推行政治。这种学说非常对始皇帝的胃口。
始皇帝扣留了以使者身份前来的韩非，准备为秦所用。对此有危机感的是同为荀子门下的李斯。李斯最初是由吕不韦招揽的法家，因其才能而被认可，成了始皇帝的最高顾问。如果始皇帝起用倾心已久的韩非，李斯的地位就会变得岌岌可危。李斯向始皇帝进言道
——非是韩的公子，所以即使仕于秦，也会以韩国利益为先。不可起用。但也不能为他人所用，可以在秦国以某种法律的罪名诛杀之。
始皇帝放弃了起用韩非的念头，但韩非是他曾经私淑过的人物，于是惜其才能，决定予以赦免。然而，李斯深知韩非的可怕之处。只要这位法家的一号人物还活在世间，李斯在别人眼里就只是个二流的法家。他给狱中的韩非送去毒药，迫他自尽。
在法家的世界，就算是同门师兄弟也没有人情和公平。这让人联想起鬼谷子门下的张仪和苏秦之间也是火星四溅，以合纵和连横相争不休。同门的俊才、同学，相互之间也是敌手。肉体上消灭对手，是法家保证自身生存的所谓最佳策略。
韩非在秦国死于非命，但他的思想仍然活在秦国以及始皇帝心中。
可以说秦灭六国的确是大势所趋，至少始皇帝使这种势头得以加倍。
韩非子死后三年，秦国灭韩。时间是秦王政十七年（前230）。
两年后，赵国灭亡。将军王翦攻陷了赵都邯郸。
又过三年（前225），王翦的儿子王贲水淹魏都大梁，俘获魏王。
自此，春秋时代的大霸主晋分裂成的韩、赵、魏相继灭亡，秦的对手由六国变为三国。
秦王政二十四年（前223），将军王翦率领大军，消灭了最强对手楚国。
在韩和赵被消灭后，有强烈危机感的燕太子丹准备以暗杀始皇帝的方式来打开局面。刺客荆轲被送往秦国，但暗杀最终功亏一篑。虽然暗杀是狗急跳墙的策略，但此时也没有其他手段可使了。燕在受到秦猛攻后，杀了暗杀大案元凶太子丹，向秦献上首级，想以此来平息秦的怒火。然而，秦并非是一怒之下才发兵的，吞并天下才是其真正目的。秦自然不把太子丹的首级放在眼里，仍然继续发兵。燕王逃到了辽东，但很快就支持不住了，有八百多年历史的燕国就此灭亡。
最后只剩下一个齐国。蹂躏了燕国的秦军顺势南下，占领了齐都临淄，俘虏了齐王。时间是始皇帝二十六年（前221）。此前叙述中虽然一直用始皇帝的称呼，但实际上在天下统一之前还是得称其为秦王政。而在消灭六国后，秦王政就开始用从未有过的“皇帝”称号。与此同时，谥法被废除了。各国的昭王、怀王等谥号，是在王死后依据其生前业绩和品行来选定的，这正是一种评价。始皇帝认为天子是超越评价的存在，那么如果废除了谥法后该怎么排行，就以数字来算。他宣称自己是始皇帝，接下来的就是二世皇帝、三世皇帝，一直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始皇帝想要的是天子的绝对化。在此之前普遍用于指代第一人称的“朕”被定为天子专用，就是绝对化的表现之一。此外，秦不允许士大夫掌握较大的权力。称为仲父的吕不韦不得不自杀，百战百胜的将军白起也被以“有余言（怨言）”的理由处死。秦一度包围了赵国邯郸，但因无法攻克，只得退兵。始皇帝的父亲子楚逃出赵国就在这个时候。白起反对这次出兵，称病拒绝就任司令官。出兵失败后，白起说了句“都是因为不听我的话才导致这样”，传到了昭王的耳朵里。这被认为是不可原谅的多嘴，必须以死谢罪。长平之战中消灭赵军四十五万、在伊阙攻韩魏斩首二十四万的战果，进而攻陷楚都郢甚至使楚来不及迁都的大胜，悉数出自白起的指挥。可谓是为统一天下奠定基础的名将，却因为一句牢骚就被轻描淡写地杀了。多嘴只是个口实，军功过于辉煌才是被清除的真正理由。从那时起，秦就在推进王权的绝对化。如果要依据法家思想推行政治，这样的事就是无法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