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最重要的一点是，疫情发生后，清廷一般会责成当地官员施药救治并开展赈济。灾疫通常并行，大灾必有大疫，因而清廷对疾疫的关注与救治往往与救灾并行。
救治条件较好的是京师及京畿地区，由朝廷指派京师官员及相关机构救治，有时也会由清廷直接指派太医院等机构配合治疫事宜。康熙十九年，京畿大饥，灾民聚集京师地区，廷议“其饥民内有患病者，应令太医院及五城医生诊视、遣员管理”。在灾情持续的情况下，“命五城粥厂再展三月，遣太医官三十员分治饥民疾疫”。（赵尔巽《清史稿》卷6《圣祖本纪一》）京畿地方发生疾疫，以京师为中心并由步军统领衙门及顺天府等机构处置相关事宜，也成为传统。如道光元年(1821)，“京城内外时疫传染，贫民不能自备药剂，多有仓猝病毙者。”“着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慎选良方，修和药饵，分局施散，广为救治。”有时候救治款项甚至会由内务府拨出，“以时疫流行，发广储司银二千五百两，分给五城，为制备药料棺槥（huì，小棺材）之用”。这相当于从内廷或者说从皇帝的口袋里开支治疫经费。京师重地，天子脚下，步军统领衙门和顺天府为首，加上京城本身较好的医疗条件，有时甚至有太医院的支持，其应对疾疫的能力确实远胜于地方。
在地方则由当地官员直接负责救治与赈济。康熙十八年初，“河南巡抚董国兴疏言，陈留等二十一州县，灾疫并行，请发州县存贮米粟赈救。得旨，着先差往汝阳等处赈济官员，会同该抚，速行设法赈济”。救治疾疫，系地方官员基本职责，一旦地方上发生疫情，朝廷都会查问地方官员的救治措施与效果。地方官员捐资不足，动用官帑也成为一种常态。道光七年，“浙江疫疠，制备丸药，两年内约用银五千余两，刊刷救急方五万余部，约用银四千余两”。（《清宣宗成皇帝实录》）
疾疫流行往往与水旱灾荒并行，因疫而蠲免也成为清代应对疫情的重要内容。康熙七年，“以甘肃宁州、安化等五州县及庆阳卫，康熙六年分，民遭疾疫，将丁银豁除，并免地亩赋额一年”。乾隆六年谕，福建闽县侯官等地，“乾隆三年、五年，该地方又值歉收疫气，民力输纳维艰，是以悬欠至今未楚，朕心轸念。着将此项银谷全行豁免。俾闾阎无追呼之忧，得以肆力于春耕”。
地方上参与治疫的士绅人等，也往往受到朝廷表彰。雍正十一年，江南沿海地方水灾并有时疫，“绅衿等复捐施方药，资助米粮。似此拯灾扶困之心，不愧古人任恤之谊。风俗淳厚，甚属可嘉。着该督抚宣旨褒奖。将捐助多者，照例具题议叙；少者给与匾额，登记档册，免其差徭，并造册报部”。（《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实心治疫的地方官员也往往赢得好官声，而以医术闻名者亦复不少。福建长乐人陈念祖，乾隆末举人，多有医书著述，“嘉庆中，官直隶威县知县，有贤声。值水灾，大疫，亲施方药，活人无算。晚归田，以医学教授，门弟子甚众，著书凡十余种，并行世”。是即所谓青史留名者，与清廷依赖地方政府治疫的政策相辅相成。
总体上看，在长期的统治中，清政府形成了应对疾疫的措施与惯例。这类应对举措，有时是有效的、及时的，也有很多时候，是浮于表面和做样子的。许多时候地方官员在疾疫过后才向朝廷报告，甚至是事后被中央发现并查问时才报告疫情，而这类官员也并未受到相应的惩治与处理。专制时代的统治阶级所谓关心民瘼，不过如此。
作者简介：
潘洪钢，男，1960年生，满族, 湖北武汉人。现任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社会史、民族史等。著有《明清宫廷疑案》《细说清人社会生活》《官商两道——中国传统社会的商人与官场》《清代八旗驻防族群的社会变迁》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