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羁旅期间，鸠摩罗什开始潜心钻研汉语，熟读汉文典籍，并在凉州设坛弘法，广收门徒，这为他后来的经译事业打下了良好基础。
攫取权力之后的姚苌，并没有回归到治理天下的主路上来，他与前秦余部的对攻中连吃败仗，后来发疯发狂、惊惧而死。公元401年，姚苌的儿子姚兴攻灭了后凉政权，复迎鸠摩罗什到长安，尊为国师，开始了他光耀千秋的译经事业。陈寅恪对此认为是“优于玄奘”的经译者。
鸠摩罗什圆寂后，北凉已经建国，北凉王沮渠蒙逊笃信佛教，他向后秦末主致书讨要鸠摩罗什舍利。在得到舍利以后，沮渠蒙逊便在鸠摩罗什精舍旧址上造宝塔供奉，同时修建了鸠摩罗什寺。
需要赘言的是，佛教自东汉后期传入中国后，到了这一时期，各地礼佛之风日盛，对中国社会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佛教成了统治者远柔外邦、近施王化的政治手段。沮渠蒙逊深谙此道，决定在天梯山开凿石窟。
天梯山并不是像后人所说，是因为险峻如登天之难才称其名的，而是因山体轮廓犹如一只出水大龟，沮渠蒙逊才将石窟位置选在了此地，并在有意无意中开创了中国石窟造像营建的先河。他召集凉州高僧昙曜等能工巧匠，率众劈山开路，先后开凿了天梯山石窟、马蹄寺石窟、文殊山石窟，而现在赫赫有名的敦煌莫高窟是它的后辈，只是那时的敦煌还不叫敦煌，而是叫吐火罗或者桃花石。后来，人们把这种石窟营造形式，自然地称其为“凉州模式”。
战乱当中，人口也是战争动员的一部分。北魏灭北凉后，就把凉州3万余户豪强迁到了平城（今山西大同）。北魏继续兴佛，“凉州模式”得到进一步推广，其形制又在云岗重现了。同样，洛阳龙门石窟也被打上了“凉州模式”的封印。要说天梯山石窟是石窟鼻祖也不为过。
三、凉州之热与西夏文字之谜
跨越800年的时间长河，凉州与佛教的渊源还在继续。
1246年，藏传佛教萨迦派掌门人萨迦班智达抵达凉州，其时他已60多岁高龄，与蒙古凉州王阔端举行了“凉州会盟”。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会盟，将西藏正式纳入了中国版图。从阔端开始，蒙古的王公贵族们纷纷皈依藏传佛教。萨班因年事已高，不再返回藏地，坚留凉州弘法，直到1251年圆寂。萨班侄子巴思巴此时也已长大成人，不仅聪明过人，更是精通佛法，正是他在大都劝说忽必烈皈依了藏传佛教，并且创制了蒙古文字，促进了汉藏蒙文化的融合。巴思巴也被尊奉为国师。
而“凉州”一词，毫无疑问源起于王翰的《凉州词》，但凉州词，却是唐代流行的一种曲调名，就跟当今的嘻哈音乐一样，除了王翰，还有孟浩然、王之涣、张籍、陆游等都写过凉州词。
凉州词曲调，究竟是悲凉还是悲壮，现在已无从考证，但后来许多诗人都喜欢这个曲调，旧瓶装新酒，古为今用，填写新的内容，流传至今的“凉州词”达数十首之多。这些诗作意境豪迈，融合了异域风格，成为大唐盛世中凉州文化的代表之一。
明清以降，凉州文脉兴盛，热度不减，当地儒学、文苑发展较快，文化教育繁荣。始建于明朝正统二年（1437年）的武威文庙，其中的状元桥、棂星门至今对莘莘学子还有影响，每年高考，有不少考生还要来此在桥上走一走。文庙内现存的石碑和匾额记录了明清以来凉州文化教育状况，这里因此被誉为“陇右学宫之冠”。
在武威文庙文昌宫桂籍殿前廊檐下悬挂着44块匾额，作者大都为凉州本地的地方名流和文人学者。这些匾额题写日期上起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的“化峻天枢”匾，下迄中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的“文教开宗”匾，年代最久的匾额距今已达300多年，但都保存完好。漫步其间，有一种恍如隔世之感，仿佛游历于过去的时光之中。
从清代开始，坐拥繁盛文脉的武威文庙就开始搜集散落于武威各地的金石文物，经过数百年不辍努力，今天文庙文物品类繁多，逐步成为远近闻名的博物馆。文庙中，最受人瞩目的当属国宝级碑刻西夏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