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代文人群体中，赵孟是人们公认的最具典型意义的代表。这一方面是他才华横溢，诗词曲赋样样精通，书画篆刻更为一时之雄，在南方文人士大夫中，给人以一种鹤立鸡群的味道。即使与北方文人士大夫相比，他也闪现着独到的光芒，连对他颇有鄙夷不屑态度的姚燧之流，其文采风流亦不能不逊之一筹。
另一方面，他以宋朝宗室身份出仕元朝，这个事实本身即具特殊意义。前面我们说过，元王朝灭宋统一之后，首先致力于强化蒙古特权，钳制汉人，同时为了安抚江南人心，又故作姿态地派程钜夫等南下征召遗贤。赵孟的被发现并应召北上，对南人文士的确产生了某种示范作用。
然而也正因为如此，元统治者的钳制实质和安抚外表的政治策略在赵孟身上的体现亦较其他南方汉人要深刻得多，他的复杂心态在当时既具有普遍的代表意义，又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对于后者，统治集团内部的猜忌和不信任，南方遗民的指摘批评是构成赵孟心理痛苦的重要原因，这也是长期以来元代士人多被冷落而唯独赵孟大受研究者青睐的心理原因。
赵孟（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一号水精宫道人。他是宋太祖赵匡胤之子秦王赵德芳的后裔。五世祖是南宋第二代皇帝赵昚的生父，因赐第定居湖州（今属浙江），遂为湖州人。史载赵孟自幼聪敏，下笔千言。年十四因父荫补官，任真州司户参军。宋亡家居。
至元二十三年（1286）行台侍御史程钜夫奉旨搜访遗逸于江南，得见孟，为其才华所动，因向元廷举荐，世祖召见，“孟才气英迈，神采焕发，如神仙中人”。他的文采风度惊动了忽必烈，当即命赵孟坐在当时的中书右丞叶李的座位上首。叶李也是忽必烈爱重的汉人儒臣，程钜夫南下访贤，忽必烈叮嘱一定要将叶李找到带来。
此次忽必烈又命赵孟坐在叶李之上，可见其爱重程度已超过了叶李。时有近臣提醒忽必烈，赵孟是亡宋皇族，不可不防，至少不能让他有接近皇帝的机会，忽必烈不听。当时正逢议立尚书省，就命赵孟起草，赵操笔立就，忽必烈读后大喜，称赞：“说的正是我想要说的话。”不久即授兵部郎中。至元二十七年（1290），升集贤直学士。又欲使孟与闻中书政事，孟固辞。“有旨令出入宫门无禁”，“每见，必从容语及治道”。皆可见其受宠幸程度。
世祖死后，赵孟继续受优容。元仁宗即位后召除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延祐元年（1314）改翰林侍讲学士，三年（1316），拜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帝眷之甚厚，以字呼之而不名。帝尝与侍臣论文学之士，以孟比唐李白、宋苏子瞻。又尝称孟操履纯正，博学多闻，书画绝伦，旁通佛老之旨，皆人所不及。”同样有朝臣对仁宗优遇孟不服气，多次进言离间，仁宗“初若不闻者”。又有人上书称赵孟不宜使修国史，理由是元蒙建国史料不应让赵孟这样的敌国皇族了解，亦未被仁宗采纳。
不仅如此，仁宗还对赵孟的生活特别关怀，有一次专门赐钞五百锭，怕中书省从中作梗，竟指示专门为元皇室服务的普庆寺别贮钞交割。又天气寒冷，仁宗见赵孟多日不至宫中，动问其故，左右告诉他年老畏寒不出，仁宗即命御府赐予貉鼠裘。英宗即位后，宠遇依然未衰，“二年，赐上尊及衣二袭”。是年六月卒后，追封魏国公，谥文敏。
综观赵孟的一生，可以说基本上是在蒙古统治者优容的环境中度过的。在他的身上，似乎看不到四等公民和“九儒十丐”的印记，即使遍查历代汉人朝廷，对被其取代的前朝宗室，其优遇恐亦无过于此。其原因学术界也多有讨论，大抵乃元统治者出于安抚江南文士以定人心的需要，孟作为宗室尚且北上受职，则对江南人心之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此外，亦与赵孟自身过人的才华风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