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39年，著名民族英雄岳飞以“莫须有”的罪名惨遭杀害，这是众所周知的大冤案。可是，造成这千古奇冤的根源是什么？有人说是秦桧，有人说是宋高宗赵构，这些说法只是表象，并没有说到问题的根源。
杭州岳王庙
杭州岳庙，在岳飞的坟墓前跪着四具铁人，代表冤案的凶手秦桧、王氏、张俊、万俟卨（mò qí Xiè）。发人深省的是文徵明的题壁。全文如下：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来后何酷？果是功成身合死，可惜事去言难赎！最无辜，堪恨更堪怜，风波狱！岂不念，中原蹙；岂不惜，徽饮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古休夸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最后一句：“笑区区一桧亦何能？”很有意思，对区区一个秦桧能够陷害岳飞提出了质疑。
面对金兵的入侵，岳飞率领“岳家军”英勇抗击，留下了“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千古佳话。岳飞的《满江红》又是何等气概？岳飞因抗金、爱国而冤死，天下并行无不为之痛惜！
然而，面对强大的封建统治阶级，岳飞的岳家军、爱国群众却“敢怒而不敢言”。精忠报国的岳飞含冤长啸，韩世忠只能忍气吞声，勇士岳云、张宪等只能引颈就戮，无辜遭受株连的忠臣义士无处申诉，……这幅悲壮的巨型历史画面，绝非秦桧等四个佞臣、刁妇所能一手包办得了的。
岳飞（游戏截图）
其实，造成这一切的根源，是宋代“命令代替法律”的封建法制和个人专断的特权法权。
虽然“军权神授”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宣传手段，皇帝也经常将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但是，英明的封建统治者同样知道法律的重要性，仍然有完善的立法程序。《贞观政要》记载：“法，国之权衡，时之准绳，权衡所以定轻重，准绳所以正曲直。”
所以，如果封建统治阶级能够合理利用封建法制这个统治工具时，同样也能达到相对公平和国泰民安。大唐王朝之所以成为盛世，就和他的立法程序有关。李唐盛世之时，拟订和修改法律之权归尚书省，皇帝的权利是批准法律。这样实现了立法权和批准权分立，一定程度避免和限制了个人独断专行和滥用私权的发生。
不过，在封建社会，皇帝的权利很难被管束，很多皇帝还是喜欢独断专行，以“朕”的个人意志代表国家的意志。
岳飞（游戏截图）
虽然如此，但是宋朝以前，这只是“君权神授”的基本表现，并没有形成制度。
比如唐朝时期的《唐律》就是封建王朝相对完备的法律。它规定“诸占田过限者”，限制士族豪强霸占土地；“断狱”一章还规定法官不得徇私枉法，否则要受到惩戒；《唐律》还对诬告做出了明确规定：“各诬告人者，各反坐。”大大减少冤假错案。
由此可见，至少在唐代以前，行政机关的命令不可以直接代替法律。这也说明《唐律》确实是一部封建社会立法思想相当完备的律令。
但是，历史总是在强弱交替变化中发展的。唐朝后期，法律制度逐渐松弛，为了适应阶级斗争的需要，唐朝制定了《大中刑律统类》。
宋朝建国后，完全抛弃了《唐律》，模仿《大中刑律统类》制定法律，开始附以皇帝敕令。到宋神宗时期，“以律不足以周事情，凡律所不载者，一断以敕”，自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决定实行“以敕代律”。
岳飞大战金兀术（连环画）
至此，敕（皇帝的批示）已公然代替法律，成为司法的主要根据。
有了法律的明文规定，就赋予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法定职权。从此，皇帝垄断了法权，“朕”即国家，即法律，即天理……
有了这种反动的法制，宋高宗赵构有了凌驾于法权之上的特权。于是，1142年1月27日，赵构以一纸诏书将岳飞“赐死”于狱中，同时获罪的还有岳云、张宪押、于鹏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