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第二本自编骈文集《樊南四六乙》（亦称《樊南乙集》），大中七年（853）十一月任职于东川节度使、梓州刺史柳仲郢幕府期间编成，其序言中列述自上次编辑《樊南四六》以来的经历。与上次很热心地自编《樊南四六》不同，这次是应一位爱好者杨本胜的请求而编，自己的积极性并不高。他说自己态度改变的原因是“丧失家道，平居忽忽不乐”，妻子王氏去世了，自己情绪低落，兴意阑珊，对于文章已无兴趣——这里没有提到而实际上大起作用的是，政局发生巨变，对前途已无信心。上次编集大约是有文即录的，这次却删掉一二百篇，其原因他没有说，估计也很可能同形势的变化有关。
刘、余二先生又先行出版了《李商隐诗歌集解》（凡五册，中华书局1988年初版本，2004年增订重排本）和《李商隐资料汇编》（凡二册，中华书局2001年版）——他们的这三部书代表了迄今李商隐文献整理的最高水平，估计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将发挥重要作用，而且无可取代。（顾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