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熙十年（公元1183年）6月，58岁的陆游沉浸在宝陀寺空旷而长久的晚钟声中。壮志未酬，壮心不已，有太多惋惜未曾了断，有多少抱负未曾完成。在普陀山他写下：“我不如列子，神游御天风；尚应似安石，悠然云海中。”开禧三年（公元1207年）秋，耄耋之年的陆游再度来到普陀山。“海上乘云满袖风，醉扪星斗蹑虚空”，这是他和普陀山的又一次相遇。
明代书画我们董其昌渡海而来，居住白华庵。恰逢庵内住持性珠法师筹资构筑的五里长莲花石板路——妙庄重路竣工，董其昌为其撰写了千字路碑，称颂性珠法师积德行善，并题“入三摩地”碑，置于路口，笔法简练，苍劲有力，艺术价值极高。董其昌在普陀山三个月，书写的碑铭、桥名、路名和庵名多达十余处。
几百年来，文人墨客接连不断：汤显祖、徐霞客、文徵明、张岱、袁枚、丰子恺、吴昌硕、郁达夫……每一个文人的脚印，都为莲花洋上这座瑰异的小岛缀上一环滴着莲花天香的光华。
“缥缈云飞海上山，挂帆三日上潺湲。”元朝松雪道人赵孟頫奉诏书《昌国州宝陀寺记》碑铭，赋《游补陀》七律，书《赤壁赋》镌于达摩峰崖壁。
散步在普陀山，随处可见的摩崖石刻，伴随着波浪声声，好像在诉说着这座岛屿的往事，从中也可窥见一段段前史。在孙和军看来，摩崖石刻是普陀山的魂灵，“没有摩崖石刻的普陀山是不完整的。”他说。
据统计，普陀山现存200多处摩崖石刻，大多是明清今后的著作。在这些石刻中，论言语，有汉、蒙、藏文；论字体书法，有楷书、行书、隶书、篆书；论内容，有纪事、写景、落款；论作者，有元明清历代的文士达人、闻名高僧以及帝王。在这些石刻中，前史最悠长的当为白华庵里的“真歇泉”、达摩岭的“瀛洲界”，还有潮音洞的抗倭石刻。其间最闻名的当数“海天佛国”石刻。
沿着去往佛顶山的香云路拾级而上，路旁巨石上“海天佛国”四个大字赫然出现在眼前，每字一米见方，书于明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为明朝抗倭名将侯继高所作。孙和军说，这四个字高度归纳了普陀山的特征，后人以此作为普陀山的代名词，多称“海天佛国”普陀山。说起这块石刻，也有一则故事：“据传当年侯继高驻山抗倭，佯装上佛顶山礼佛，鸣锣开道，引寇入山，一举而全歼倭寇，此崖刻即在这时题书。”
南天门是普陀山的摩崖石刻集中区之一，有“山海奇迹”“砥柱南天”“海岸孤绝处”“得月最早”“别一洞天”等摩崖石刻。西天门下方有块刻有一高5米、宽7米左右的“心”字石，仅“心”中那一点，即可站七至八人，全字可容百人停步。
孙和军说，普陀山的摩崖石刻具有很高的欣赏和艺术价值，这些著作表现了前史、宗教、文明等方面的内在，与普陀山的释教文明交相辉映。
坐落佛顶山慧济寺后门的南宋闻名诗人陆游和当地和尚喝茶论诗的铜像 （夏艺瑄 摄）
海丝景色 万国梯航
作为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重要组成部分,普陀山早在唐代就成为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国家来往的必经通道和泊地，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前史见证。
从南天门向南瞭望，莲花洋上有一块长条形的礁屿，俗称“江爿礁”（舟山方言，海鸥休息的礁屿）。它像一只仙槎，随潮涨潮落出没于瀚海。在南天门景区的一个小山坡上，一块竖起的“新罗礁”碑正对着这片礁屿。孙和军说，新罗礁见证了普陀山观音崇奉，一起也是中日韩文明沟通刻在普陀山的特别标志、东北亚海上丝路的重要证据。
唐代中期，因为明州（今宁波市）对外交易港口的构成，普陀山成为收支明州港的必经之地（普陀山直至民国时期，一向从属明州）。
唐朝新罗国清海大使张保皋的船队，载着金银、药材、珍兽，进明州港交换丝绸、茶叶和瓷器，他有必要通过普陀山海域。络绎来往的新罗船时不时要在江爿礁停滞触礁，时刻一长，这片礁便被称为“新罗礁”。据康熙《南海普陀山志》记载：新罗礁在西南大洋中石牛港口即日本僧慧锷触舟祷处也，而古籍中的石牛港就在今日朱家尖岛蜈蚣峙码头周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