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被任命为枢密副使，后来改参知政事，与韩琦、富弼、杜衍等掌管新政。他在《答手诏条陈十事疏》里提出了庆历新政的十条变革建议：明黜置、抑幸运、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指令。其间，前五条均与吏治相关，第六、七条是为了富国强兵，第八条是为了减轻大众担负，最终两条是着重注重法则，不能朝令夕改。可见，整理吏治是变法中心，这与其时的冗官窘境密切相关。但因为变革过程太快，触犯了官僚集团利益，掌管新政的范仲淹、韩琦等人又未讲究变革战略，有结党嫌疑，触犯了皇帝准则下的朋党底线。变革只是继续一年多，就跟着主政者相继罢政出外而失利，变革办法纷繁被废。尔后宋仁宗朝政治趋于沉寂，但变革要处理的问题依然存在，思维界也在不断发酵、孕育着更庞大的政治抱负，这便是后来宋神宗和王安石主导下的熙丰新政。
千里江山图（部分） 北宋 王希孟绘
以全国为己任，国之共同
“先全国之忧而忧，后全国之乐而乐”的范仲淹是宋代士大夫的杰出代表，但他并不是特立独行的存在。以全国为己任这种高度的政治自觉和主体认识，是其时文人的一起特征。如苏轼十岁时（1047年），就“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曾巩“素慨然有志于全国事”（林希《曾巩墓志》），以全国为己任是他们一起的精力面貌。
不独文人，其时的官僚系统也认可这种以全国为己任的精力。熙宁四年（1071），枢密使文彦博在与宋神宗的争辩中指出，宋代皇帝“与士大夫治全国”（《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1），神宗并无贰言。自宋神宗以降，宋代国家大政方针都是皇帝与士大夫一起商定的。在我国传统社会中，儒家文化尽管一向占主导位置，但儒家的传承者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集体在政治活动中起决定性的效果，是到了11世纪前后的北宋年代，即范仲淹的年代，才成为实际。
以范仲淹为代表的宋代新式知识分子，与六朝隋唐士人有显着差异。此前的士人或精于经学，或长于文章，或老于政事，但兼具各种才干的归纳型士大夫比较罕见。宋代则不同，范仲淹“为学精勤，属文高雅，略分吏局，亦著清声”（《范文正公年谱》），是宋代较早兼具儒学、文章、吏干、德行的归纳性人才。同年代的欧阳修，经学方面是宋学疑古派的代表；文章方面，长时间执文坛盟主；节义方面，是振起宋代习尚的关键人物；又精于吏干，长时间任职中心当地，出任参知政事。王安石更是如此，其政治才干、文学素质自不待言；经学方面，以《三经新义》为代表的王氏新学是北宋中后期的干流学术门户，长时间占有思维界的控制位置。
范仲淹生前死后，赢得了士大夫的共同推重。王安石誉其为“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祭范颍州文》），司马光称其“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哲”（《代韩魏公祭范希文》），朱熹称其为“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范文正公褒贤集》卷五）。范仲淹给其时和后世留下了名贵的精力财富。“先全国之忧而忧，后全国之乐而乐”，表现了他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兼济全国的爱国忧民精力；“救文雅之薄，而厚其风化”，是其对古文运动的重要贡献；庆历新政中令州县立校园，奠定了我国尔后近千年的当地教育系统根底。今日咱们研讨范仲淹及其年代，学习他的精力，应从仔细研读这部《范仲淹全集》开端。
《光亮日报》（ 二零二零年十二月30日 16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