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瑛大师纪念塔正面。秦斯棠摄
大师纪念塔的第三级除了“圆瑛大师纪念塔”外,其余平面的塔铭刻有一篇《圆公师尊略传》,作者是大师的弟子明旸法师。该传简要叙述了圆瑛大师弘法济世的一生。
明旸法师撰写的《圆公师尊略传》最后一面。秦斯棠摄
圆瑛大师生于1878年,俗姓吴,福建古田县平湖镇端上村人。大师自幼父母双亡,由叔父抚养成人。17岁时顿觉人生如梦,萌生出家之念,后为叔父所阻。18岁时,大师生了一场大病,病愈后决心在福州鼓山涌泉寺出家,拜增西和尚为师,法名弘悟,字圆瑛,号韬光。21岁时,大师发心参访诸方名刹,先后在常州天宁寺、宁波天童寺参禅修习,从此慧业精进、大彻大悟。大师30岁时奉天童寺“八指头陀”寄禅之命,出国参访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和印度等国,请回释尊舍利和玉佛。
圆瑛大师五面法相。
1907年,大师32岁,在福州涌泉寺首次开讲《护法论》。1914年,大师首次在宁波天童寺讲《楞严经》,经过8年辩义,共讲此经13次,被誉为“楞严独步”,又称“楞严座主”。
除了自身获得极高修为外,大师对于中国佛教现代化组织的形成贡献巨大,他毕生致力于中国佛教界的团结,提倡建立全国统一的佛教组织。1928年中国佛教会成立,圆瑛大师共担任过七届主席或理事长。1949年后,圆瑛大师又与赵朴初、虚云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中国佛教协会,并被推选为首任会长。
圆明讲堂与抗日救国
圆瑛大师的早年行迹主要发生在福州和宁波,晚年时却在上海留下了可以流芳百世的故事,最好的见证就是大师创建的圆明讲堂。
圆明讲堂至今仍然藏身于静安区延安西路一隅,在车水马龙、高楼鳞次栉比的闹市区,圆明讲堂就像一个超现实的存在,假如不是特别留意,很容易在行色匆匆中忽视这座重要的建筑。
圆明讲堂正门。
1983年,国务院确定了全国142处汉族地区佛教重点寺院名单。圆明讲堂的重要性从这份名单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全上海仅有五家寺院入选,圆明讲堂就是其中之一,剩下四家分别是玉佛寺、龙华寺、静安寺和沉香阁。但圆明讲堂的知名度显然弗如其余几家。
圆明讲堂正式创立于1934年秋,讲堂初创时,除前面一幢楼为佛殿,供奉西方三圣像外,后面一排是平房。此地原为浙江南浔富商顾联承的私人花园,顾联承和顾夫人邢景贤两居士把祖传家产捐献出来,用以建造殿屋房舍,供养圆瑛大师。关于道场名称的由来,圆瑛大师如是说:
“圆明是佛说《严楞经》中的最高原理,‘过去诸如来斯门已成就;现前诸菩萨,令各入圆明,未来修学人,当依如是法。’所以圆是‘圆遍十方’,明是‘明澈法界’。那就起名叫圆明讲堂吧!再说,我的法名有一个‘圆’字,而我的明字辈弟子法名有个‘明’字,这里是我们两代相承的弘法道场,法雨普施,同登觉路,共入圆明。”
在圆瑛大师明字辈的弟子中,最能继承师傅衣钵的当属同为福建老乡的明暘法师,甚至可以说,圆瑛大师圆寂之后,圆明讲堂就是在明暘法师的主持下,能够经历“文革”破坏后浴火重生,延续佛门香火,恢复盛景。
大师(左)和弟子明暘法师在一起。
讲堂创立后不久,便爆发了抗日战争。国难当头,大师正值花甲之年,毅然挺身而出,号召全国佛教徒参加抗日救国,并发起组织僧侣救护队,开赴前线救护伤兵难民,还把圆明讲堂变为上海难民第九收容所,收容无辜的难民和伤兵。随后因为经费困难,大师又带着明暘法师两次前往南洋诸国吁请当地华侨伸出援手,筹款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