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六十年，暮年的康熙皇帝询问心爱的小孙儿弘历：“你知道我们家姓氏‘爱新觉罗’是什么意思吗？”小弘历回答是金子的意思。康熙皇帝追问：“金子是世间最宝贵的物品吗？”弘历很严肃地回答：“人世间，仁义最为宝贵。”祖孙两人的对话，可证爱新觉罗家族汉化程度、对儒家仁政的接受，更可证爱新觉罗家风之正。
紫禁城两任主人家，朱明家族和爱新觉罗都嗜权，都独断，都希望江山万年。爱新觉罗家族更加务实理性，更加勤勉刻苦，更加注重生活，清代紫禁城运转得更顺畅更高效，清朝统治也比明朝更稳固更有韧性。
“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家有千金、父有高官，都不如传承一个良好的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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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新觉罗家族自诩“我朝乾纲独揽，政无旁落，实家法相承，世世敬守”，“至本朝阉寺，祇供洒扫之役，从不敢干与政事”，几乎没有夸张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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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作为帝国统治的核心群体，皇室家风与江山国运直接相关。家风正则国运兴。
清朝康熙年间入直南书房的高士奇，比较明清宫廷区域的变化：
明因金元之旧……皇城之中，即属大内，禁绝往来，唯亲信大臣，得赐游宴，故或记或诗，咸自诩为异数。亦有终身官侍，从未得一至者，闻人说苑西亭台宫殿，无异海外三山，缥缈恍惚，疑、信者半。我国家龙兴以来，务崇简朴，紫禁城外，尽给居人，所存宫殿苑囿，更不及明之三四。凡在昔时严肃禁密之地，担夫贩客皆得徘徊瞻眺于其下，有灵台灵沼之遗意焉。（《金鳌退食笔记·自序》）
明代北京的整个皇城都属于宫廷区域，称为“大内”，一般人不得随意踏入。官民言说西苑三海感觉犹如蓬莱仙山。清朝“大内”缩小到宫城以内，也就是紫禁城才是真正的“禁”区。紫禁城外的皇城区域，开放为八旗子弟居住地，允许贩夫走卒奔走其间。大体是如今北京东城区、西城区长安街以北的区域，在明代基本属于大内，到清朝才开放给官民居住。高士奇判断清代宫禁范围只有明代的十分之三四，大抵是符合史实的。
紫禁城是古代政治家国一体的范本。清朝紫禁城“国”的一面超越了“家”。明代紫禁城内的朝政机构只有内阁一个，清代则有十余个。即便是收发传递文书的奏事处，也置于朝臣管辖之下，属于朝政机构——这在明代由太监掌管的文书房大包大揽。即便是后寝区域，文武大臣、宫廷侍卫进出如常，长期逗留，清代后宫的“男女大防”不如明代那般严格僵化。
明朝皇帝召对官员局限在朝会和乾清宫，前者是泛泛之谈，后者参与者是内阁大学士等极少数人。此外还有“平台召对”。明代建极殿位置要比现存保和殿靠前，殿后有一座云台门，东西另有云台左门、云台右门。三门之前空地也称“平台”。皇帝常在此召对内阁宰辅、封疆大吏，称平台召对。明后期清早期，袁崇焕、吴三桂等都曾在平台应召，君臣议政。清朝反而没有这些召对的名目，因为皇帝咨询、君臣议政非常频繁。雍正皇帝每日接见的官员数以三四十计，上自军国大事下至州县琐碎，无不希求了然于胸。即便是后期道光、咸丰等非明守成之君，也是夙夜殚精竭虑，为朝政操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