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人员与同级官员相依存，会给同级官员最好的态度与付出。同时也会对穷人进行免费医疗。唐代前期，为穷人提供免费诊疗服务，一为“悲田坊”一为“养病坊”，到唐朝后期，统称“养病坊”一律由政府接办。但是“穷人”的界定也成了大问题，拿当下社会来说，如果你开奔驰，住豪宅，却又享受免费诊疗服务，和真正看不起病的人强免费医疗的资格，一样会激起他人的不满。据《唐会要》卷49记载，这种为穷人提供免费诊疗服务公费医院，遍及唐朝的各大州、郡、县，而经费则从指定的税赋中支出。
安济坊
到了宋朝，创建了完全由国家财政负担的公立全部免费医院——“安济坊”，为穷人提供免费诊疗服务，此外，朝廷还鼓励个人举办“养济院”，即民间慈善医院，以方便贫民就医。由此，“以国有医院为主，民间医院为辅”的穷人医疗体系，对之后的历朝历代都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三、“公费制度”的弊端
自古以来“公费医疗”制度的弊端都很明显，医师为了自身利益曲意逢迎自己的达官贵人“客户”，同时这些“客户”又会为此，去包庇，纵容医师们的“小错误”比如药材上的以次充好，收红包等问题。
还以两宋举例，人情处方的问题相当严重，当时太医局属下，有负责研制新药的机构和剂局，和剂局每试制成功一品新药，首先要“孝敬”京中官员和“各界有力人士”据周辉《清波杂志》记载，“六贼”之一的童贯被抄家时，“得剂成理中丸几千斤”，都是贵重药品。“国贼”童贯贮存的大量药物哪来的呢？当然是和剂局、太医局、太府寺等医药机构大小官员的“孝敬”来的。
清波杂志
宋代法律规定，如有讹诈钱财，收受红包等现象，以盗窃论处。当然受害者多是底层劳动人民。因为古代各级衙署中除官吏纳入国家编制之外，还有各种杂役庶务，都由农民以徭役的形式充当。如果农民在徭役期间生病，且得不到治疗，将会惩治责任医官。由宋朝的法律可以看出，克扣徭役们的医疗费用，贪墨，克扣国家规定的药材，在当时也屡见不鲜。
同时，太医们在看病处方之外，还兼卖药，其药品货源，也是五花八门。除了偷盗，还有调包，比如“以台附易川附，樟脑易片脑”等等，手法多样，已成病态，朝廷也都不知道。据俞文豹《吹剑录·外集》称，到后来这些药房“所卖者，唯寻常粗药，缺者多而赎者亦罕”。南宋后期，有太府寺少卿（工商总局副局长）葛洪上奏:“惠民五局，以伪药出卖。”
国营药房也出现了假药，可见进货渠道已被奸商占据。《铁围山丛谈》记载：宋代汴京马行街一带道路旁边的药店大部分都是国医，都是当地富豪，“夹道药肆，盖多国医，咸巨富”，京城有很多官医开设药房，损公肥私，药材以次充好，而且都成了当地的富豪。官医们对本职工作不尽责，却想办法钻国家的空子，中饱私囊给自己创收，使公费医疗流于形式，其质量可想而知。如此看来，古代的“公费医疗”不可避免沾染了官僚主义与衙门色彩，医官给自己创收，上讨好京官，下欺瞒百姓，终究会成为阻碍社会平衡的泥淖。
宋代医馆
四、总结
个人观点，“公费医疗”也是统治者收买人心，维护统治的作用。首先证了国家公务人员的身体健康，同时给在册官员送保健药物也笼络了人心，其次，对穷人也有限的开放“公费医疗”，极大程度上减少了穷人被煽动从而反叛的概率。当然，“公费医疗”在我国古代，其受众主要还是官员，及其家人，从而不可避免的带有官僚主义与衙门色彩，其中官官相护，医师上给当权者研发新药，尽心医治的同时，却又对外收红包，药材以次充好的例子比比皆是，在这种情况下，官员的“公费医疗”只会成为国家的政治和财政漏洞，用“千疮百孔”来形容也并不为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