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富商
诗人和语言学家杭世骏（1695~1773年）和历史地理专家全祖望（1705~1755年），在扬州时都是马家的座上客。在享受过富商们保护的最著名文人中，我们可以提到齐召南（1703~1768年），他是有关江河和运河史、历史年代、温州大港及其浙江地区方志著作（《温州府志》）的作者；钱大昕（1728~1804年），史学和金石学家；另外还有戴震。甚至还有其他某些人，如数学家、舆地学家和经典专家阎若璩（1636~1704年），均出身于富商家庭。阮元（1784~1849年）的情况亦如此，他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大家应该感激他为我们留下了一些有关绘画史、数学、古典语言学、金石学、地区方志的著作（他写成了一部有关广东的方志，即《广东通志》，但他特别以其对经典的疏证著作集《皇清经解》而著名）。
因为从1800年左右开始的铜钱贬值而破产的富商大家族的衰落，加之与国家订货的迅速锐减和重大出版事业的结束，而出现了19世纪文化界中的深刻变化。 第1页乾隆时代大规模的文字狱臭名昭著，它的规模和效力来自于它和下述活动的联系－把当时已为人熟知的著作编成《四库全书》。不过，它与在18世纪三位明君统治时期经常存在的不安心情，也是相对应的。从康熙执政年间开始，皇权对于伦理正统性的关注，以及对于不忠诚或反对的任何一点迹象所表现出的怀疑，都已经清楚地显示出来了。这样一来，1660年刊印和被认为具有颠覆行为的《明史》的作者的亲朋，均于1663年在浙江省被判处死刑和流放。
▲清代思想家阮元
从17世纪末开始，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对淫秽著作的活动。那些伤风败俗的著作都于1687年被列为禁书，而书籍查禁检查制度也在1714年变得更为严厉。新兴的大清王朝是严格的清教徒，对于用一种近似口语的语言写成的消遣文学，也持敌对态度。这种文学在康熙年间几乎完全消亡，让位给更精致和学术性更强的体裁。国家在该领域中的行为，是否会更符合文人界本身所希望的那观念呢？它很可能也与社会的变化和某种读者阶层的消失相吻合，而这一文化修养不太高的市民阶级，是从明末发展起来的。在所有的情况下，如果消遣文学要生存下来，就要改变性质，当然也要改换读者群。
蒲松龄（1640~1715年）的故事集（《聊斋志异》，（在1700年左右）、袁枚（1716~1798年）的《子不语》（1788年）、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1789~1798年）等，都是用很难理解的、充满文学模糊记忆和隐喻的古典语言撰写成的。长篇通俗小说（诸如14世纪的长篇章回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或17世纪的《西游记》）流行的时代已经过去。小说巧妙地变成讽刺性的了，如吴敬梓（1701~1754年）的《儒林外史》，或者变成心理分析性的了，如曹雪芹于1763年逝世时未完成的著作《红楼梦》；或者变成高度学术性的了，如夏敬渠（1705~1787年）的《野叟曝言》。
▲87版《红楼梦》剧照
尽管伦理界似乎阻止了曾形成明末清初之特征的政治哲学和通俗语言文学的发展，但伦理和政治束缚的压力，却似乎既未窒息深刻反思，又未压抑批判思想，甚至也未遏制想象力。尽管存在着对渎君犯的迫害，而且大清体制也具有专制的本性。但全面来看，18世纪仍为一个处于平衡状态的时代。虽然像戴震（1723~1777年）和章学诚（1736~1796年）那样的大思想家们，丝毫未放弃其批判精神，但他们却都与其时代完全协调。像他们一样的具有独创精神的自由派诗人袁枚，也不会因为害怕丑闻而畏缩。
袁枚在文学内容方面是自由表述派的信徒。他远没有为诗词确定一种伦理目的，而仅仅赋予了诗词一种表达诗人情感和人格的目的，此外别无他求。他以解放妇女的保护人自居，宣称他反对一夫多妻制及自宋代以来广泛流传的裹脚陋习等。相同的女权主义倾向，于19世纪初叶又重新出现在北京人李汝珍（约为1763～1830年）是语言学家和撰写于1810~1820年的百回著名小说《镜花缘》的作者，该书后来于1825年付梓刊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