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氏《书谱》，草书，用笔劲捷，疏于局促，气格小，无王书之平和、悠闲和豪迈。米南宫云：“臣书‘刷’字”，足见其对王书的叛逆，王书只有大量的“铺毫”与少量的“绞转”，他算背道而驰了，仅有“信札”中还保留着二王的意味，但又过于野逸，假如王羲之是君子的话，米芾真是个机关算尽的“小丑”。赵孟頫书深谙王书笔意，但无论是笔法还是结构都格式化了。文征明过于劲爽、锐利，缺少逸气。董书一心要超越赵孟頫，最终甩了他，稍欠浑然，在“淡”中求趣，走向成就自我去了。
白蕉委身于沈尹默旗下，可得王书之风神与散逸，但也仅此而已，因为王书的内容还远不止这些。
不过，面对这些大师级前辈，我们又显得渺小了，他们竟成了我们不可逾越的“摹派”之墙，或者说他们已成为后辈宗王的又一杆标尺，这又是痛苦的。
假如说，白蕉处在一个中国传统书法的文脉还没有完全断裂的时代，又有沈尹默的引领，成了二王书法余脉的终结。那么，就文化背景而言，我们更是痛苦的。在经历了“五四”、文化大革命后，传统文化经受了巨大破坏。改革开放前的书法，面临着没有传承人的困境。如果说江浙地区的书法艺术还能引导全国书风的话，那是该地区还有几位旧朝遗老，但他们未必是王派书风的承继者，不过是尊崇艺术发展与传承的规律薪火相传而已。
我们可以想象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前辈们经历着一个无奈的书法时代，危难之际，设置了书法专业，随后学科建设也进一步健全，才使得书法传承渐趋正途。在一股股书法之风的最后才是“二王风”，这是从上世纪九十年开始的，这也是由二王书法的高度决定的。可这是依靠一张张王书赝品、及王字的继承者们的印刷品来重新拾起，并唤醒沉睡已久的王家笔法，我们太无助了。
还有，今人还有多少人在整天练字。一般为工作之余，偶拾时间临习，即便是专业工作者也不整天拿毛笔。我们的困境是，假如上世纪大家还在运用硬笔书写一些文件之类的话，那么，今天的“无字化”办公，已经把书法推向只有少数人在固守的所谓专业工作了，可我们还在奢谈着王羲之书法的高度，这更使我们陷入痛苦的境地。
对于今人学王羲之书法，还没有做出一个学术的评估，我们只能简单做一评价。即，不是匍匐在赵文敏的脚下，就是死啃一本《唐怀仁集圣教序》，这根本就没得晋人之气；有的在赵、董、米、孙等几家做一综合，似乎已志得意满，卓然成当代二王体系之大家了；也有的是当代“集古字”，集得合理、自然，并协调于一件作品之中，似乎已让人难以望其项背了。诚然，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学王羲之能如此程度也不是件易事。
另外，今人所做的这种临习、拟作，或所谓的“集古字”，几乎是在没有传承人的状态下完成的。拟作也因字法缺少等，满意之作少，大都以赵孟頫为追摹对象。所以，今人对王书的模仿，还不如说是对赵孟頫作品的主观性拣选，充其量是在此基础上搬弄了一些二王字法、米家笔法等，勉强成篇，这不是喜悦，而是痛苦。不过，对于一个不思进取的“奴书”者而言，则是一种满足。目前在二王的传承上主要有两派，即苏派、浙派。苏派注重书写的自然性，但对王书字形不做形体上的苛求，虽有笔性，却显疏散，不够谨严；浙派重字形之惟妙惟肖，斧凿之痕明显。也有一些作者结合两派之得失，择善而从。其它皆为两派之流。
艺术发展的规律不仅是继承，而是继往开来。当我们还沉静在王书世界所给带来快乐的同时，痛苦也接踵而来，如何摆脱王书特性成了后学者们的最大困惑。不过要成自家面目，脱离王系风貌又是必然的选择。好比借人财物，到时候必须奉还，借多少就得还多少，如此才可自立门户。我看今天好多的王系高手，早晚会落得身无分文。这恐是我们最为痛苦而不愿看到的事了。因此，今人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方面如何深入王书所带来的苦恼（也有喜悦），另一方面是如何走出王字系统的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