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写〈古今人表〉是要记载曾出现在经书上的人物，都一一按时间排序，并加以品第。明显，他的目的是要彰显所表之人的“善”“恶”，以“劝戒后人”。所谓“后人”应当是指自东汉人及成书之后的所有读者了。班氏借所表的人，评定他们的善恶标准，给予不同的品第，要完成上古至今世的人物，就必须“博采”了。
班固在《汉书》的〈古今人表〉和〈叙传〉中，均有说明他撰〈古今人表〉的原因。若比较两文，其原因是一致的。〈叙传〉中所谓“篇章博举”与〈古今人表〉中的“自书契之作”和“究极经传”是同一意思；〈叙传〉的“通于上下”与〈古今人表〉的“总备古今之略要云”又是相同。简单而言，班氏撰作的动机，就是要从古往今来的经典中，表出人物，来让后人借鉴。
班固是有意写至秦嬴之际就完表的。何焯（1661-1722）认为〈古今人表〉已道出了今人，“今人则褒贬具于书中，虽云总备古今之略要，实欲因古以知今也。”〈古今人表〉就是借古以寓今。此说颇得学者认同。既然〈古今人表〉之名有“今”，但其内容连西汉人也不表，表面上是名实不乎，但暗藏玄机的是，班固有意借表的“古人”，来寄寓“今人”。综观《汉书》，西汉人物多有纪和列传，但各方因素，难以直书，虽然《汉书》有揭露汉朝黑暗一面，不失史家直书的精神，但对于一个曾坐牢之人来说，留下命来续写具“弦外之音”的〈古今人表〉，更能暗示作者的史学思想。班固如果要美化汉室，要对汉朝大力宣扬的话，他不妨把西汉人也列于表中，甚至东汉的人也可以。班固没有这样做，明显是有意把品评的工作，放在“古人”身上，以“古人”来对比“今人”的品第。
班固在〈古今人表〉所列之人，分为九等，他本身并无指出哪类人该入何等。对“圣人”、“仁人”、“智人”、“愚人”也毫无定义，纯粹由读者猜测。《汉书》最后乃官修史书，但班固不无有“贬春秋，退诸侯，讨大夫”之思想，《汉书》“宣汉”思想之余，中国史学的传统他也不敢忘记。学者认为〈古今人表〉品评之法，以德、智、功为依据，未有表于表中的“今人”，就以同类的古人为准，暗示出“今人”该列何等。秦始皇（嬴政，前259-前210；前246-前210在位）是一个颇难品评的人物，他统一六国，结束战乱，是其“功”，但在位施行暴政，民怨载道，班固把他列于第六品，相对汉朝的皇帝，同样功过参半的，在〈古今人表〉中就可以暗示出来，反映班固把这（些）皇帝列于何等。这种撰述方法，既表达了褒贬人物，微言大义的精神，同时避免政治上的压力。
〈古今人表〉表面上是名实不乎，但综观全表，他不但经济地以表的形式，述说上古以来的人物，同时对今人的褒贬亦寄寓其中，“通于上下”是班固始终贯通的精神。〈古今人表〉始终是《汉书》的一部份，亦是我们研究《汉书》及班固史学思想的重要一章，从〈古今人表〉的结构、内容，反映出汉代社会对价值观、善恶智愚的看法，对汉代思想有重要的价值。（陈嘉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