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这贾县令也挺逗，他让城上的士兵脱下甲胄，光着身子给蕃军看，表示“爷就光棍一条，要钱没有！要命也没有！！”
讨了个没趣儿的悉诺逻恭禄只能假装撤军，没想到贾县令真不愧是老炮，脑子转得贼快。
吐蕃军队前脚刚走，常乐县的唐军就出城打扫战场，能用的军械全都划拉到城里，还把受损的城墙也修了。
杀了个回马枪的悉诺逻恭禄，见贾县令在城墙上乐，只能无可奈何的摊手而去。（“还视城中，知有备，乃去”）
不过，常乐县的攻防战只是河西之役的小插曲，并不影响吐蕃此战大胜的战果。
河西重镇瓜州，可不止是王君㚟老家这么简单。悉诺逻恭禄的战役目的，也不是来报大非川之仇的。
瓜州城作为河西唐军的军资储备库，存储了大量经营河西的军备物资。
此役过后，蕃军完美的实现了战役目标，获利之丰让吐蕃各个阶层都受益匪浅。
敦煌吐蕃文书记载道：“那时唐廷疆域十分辽阔，北方的突厥诸部也归属唐朝，大食以下均属唐之疆土。唐廷从上方取来的众多宝物，原先储存在瓜州城，吐蕃攻占后将其全部接收，上层仕人因之得到许多财宝，属民黔首也普遍获得上好唐绢。”
一战成名的悉诺逻恭禄声威大震，在此年冬天受封为大论，一时风光无两。
而他的老仇人王君㚟，却再没有翻盘的机会了。他的生命之火，即将熄灭在河西的风中。
五、结怨回纥力战而死
玄宗时期，初唐建立的府兵制早已崩坏殆尽，为保证边军的战斗力，唐朝一方面开始推行募兵制，另一方面也开始用城傍制的方式补充兵员。
所谓城傍制，就是将边境的少数民族（“内徙蕃族”）迁至军镇城旁，保持其部落组织，“轻税之，战时发其自备鞍马从行。”
这些迁至城旁的部落民，平时自由放牧，部分从事农耕，朝廷只征收极少的税赋。
但相应的，他们必须每年接受唐朝军官的训练，而且一旦战事爆发，城傍部落必须自备战马、甲胄跟随唐军出征。
这一方式的推行，是玄宗朝能在河西，多次大败吐蕃的重要原因之一。
因为，城傍的部落游骑完美补充了，唐军机动能力不足的短板。
河西节度设置之初，凉州周边分别居住着“回纥、契芯、思结、浑”四大部落。
这四部均为凉州城傍，统归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管辖。
但可以想象，河西甘凉一带做为汉、蕃杂居地区，农耕为生的汉人与游牧部落间，必然针对农田和牧地存在矛盾。
而为了保证城傍的战斗力，历任凉州都督都采取优遇四部，裁抑汉人的方法化解、和缓矛盾。
这种处理方式，很容易导致四部，持军功跋扈难御。
王君㚟作为一个河西汉人土著，说不定年轻时就受过四部欺负。《旧唐书》记载为“君㚟微时往来凉府，为回纥等所轻”。
等到王君㚟一朝登天，身挂两镇帅印成了领导，四部酋长反倒有点不乐意了。（“及君㚟为河西节度使，回纥等怏怏，耻在其麾下。”）
人有的时候就是这么奇怪，如果王君㚟是个长安外放而来的节度使，四部酋长不知底细，说不定还要忌惮几分。
王君㚟可是他们看着长大的，现在一朝登天，酋长们难免心里不爽。加之，当年互相之间还有点小瑕疵。
当王君㚟以河西节度使的身份，依法处罚四部时。酋长们立刻便觉得，这是他公报私仇，便暗中派人去东都洛阳告黑状。（“君㚟以法绳之，回纥等积怨，密使人诣东都自陈枉状。”）
此时恰逢吐蕃攻陷瓜州，王君㚟在面对唐庭质询四部诉状时，又有点不太地道的“甩了一下锅”。
将瓜州之败，归咎于四部组成的“赤水军”不从将命，声言“四部难制，潜有叛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