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部作品以分析“品德性命之学”为首要内容，与理学之徒每有相通之处，而高超自得常常过之。 侯外庐先生以为：“品德性命之学，为宋道学家所侈谈者，在安石的学术思维里，开标新立异的‘先河’，也是现实。”贺麟先生更开门见山地说：“王安石的哲学思维，以得自孟子、扬雄为最多，而与陆王的思维最为挨近。”
不畏浮云遮望眼
王安石成名很早，且生性自傲，曾有诗曰：“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足见其心气之高，志趣之远。他一向以为，研讨经术的意图在于经世致用，建议用“先王之道”来打破其时迷信“祖宗家法”的习尚，推广广泛的社会政治变革，完成富国强兵。
在王安石曾经， 范仲淹力倡精力习尚，慨然以全国为己任，但学术成果有限。 李觏依托先王之制论述社会政治志向，规划富国强兵蓝图，但因宦途偃蹇，无从发挥。 唯有王安石集经学家、政治家于一身，遭受神宗，千载一时，使其雄图志向得以充沛发挥。这种人生阅历，不光宋人无出其右，在我国检查上也很少有人能与他比较。
在王安石掌管的各项变革中，最能表现“法先王”志向的，当属以“经术选士”为宗旨的校园科举变革。王安石以为，圣人之学埋没千年，先王之政废歇不举，其本源在于人才凄凉，习俗损坏。要变习俗、立法度，必先本于讲学。学术既明，才严苛施用于政事而不至被流俗沮格。因而，解决问题的底子办法，是尊师儒、兴校园、明经术、变科举，培育选拔通晓圣人之学和先王之道的人才，然后清除时弊，推陈出新。
宋代书院兴旺，影响深远，岳麓书院即创建于北宋初
这种观念，也是 新儒学鼓起以来士林精英的关键。早在熙宁曾经，欧阳修、孙复等人就对科场士子奉为绳尺的汉唐注疏之学大加挞伐，要求朝廷从头注释儒家经文，以便学者取法。到了熙宁六年（1073 年），朝廷设置经义局，由王安石担任，训释《诗》《书》《周礼》三经新义。
熙宁八年（1075 年），《三经新义》修成进御，由国子监雕印颁行，作为官方教材，让全国士人学习。王安石修撰《三经新义》的意图，便是为了“同习俗，一品德”，以经术造士，培育支撑变法的人才。这 既是新儒学开展的天然产品，也是合作变法的政治产品。
王安石的“新学”究原于心性之际，推本品德性命，以《孟子》为宗，援《洪范》《周易》《论语》《中庸》诸篇立说，又以老、庄、扬雄各家参验，而归于高超自得之学。继而施用于礼乐刑政，特别借势《周礼》立法创制、设官分职的遗意，为变法张目，可谓体用兼赅，本末毕具，既是义理之学的承继和开展，又是义理之学向心性之学、性理之学转进的重要一环。
苏东坡、王安石晚年握手言欢，他感叹“从公已觉十年迟”
从王安石开端，“原品德之意，窥性命之端”的治学理念蔚成风气，新儒学在许多范畴完成了对传统儒学的主题转化和学理更新。在这一检查进程中，王安石安身儒学，交融儒、道，创建了形而上的品德论、人道论及涵养论，推动了儒学的复兴与开展。
在北宋后期，除了哲宗元祐年间以外，《三经新义》一直是官办法定的校园和科举教材， “荆公新学”也长时间居于官方显学的位置，对其时的思维界、学术界产生了严重影响。但也因为如此，新学便带上了 某种文明专制主义的颜色。全国士人难堪都必须唯新经是读，但 因为好坏所系，只不过是曲意赞同，真实可以深究其旨并发扬光大者微乎其微。
再加上政治斗争等杂乱要素， “荆公新学”也与熙宁变法相同，成为检查上聚讼纷纭、无所适从的焦点。到南宋今后，有理学家竭尽全力的挞伐下，王氏新学成了妖言惑众，其影响力归于歇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