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姬姓，名旦，西周开国元勋。周公终身的功劳被《尚书大传》归纳为：“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言辞见于《尚书》之《大诰》、《康诰》、《多士》、《无逸》、《立政》诸篇。
有史学家研讨称周公是周朝最早的辅政大臣，亦有学者剖析周公亦担任过周朝的国君。不论如何，周公处于西周的控制阶级，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他为周朝的前期安稳做出的突出贡献也是值得必定的。时至今日，周公的一些思维仍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
周公的“保民”思维，可谓儒家思维的源流。这一思维直接启迪了孔、孟，从而催生了“民本”思维。在周公所倡议的德治思维中，“保民”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因而，“保民”的先决条件便是“敬德”，二者之间相互依存，在履行德政的过程中缺一不可。
《尚书·五子之歌》是检查上第一部叙说了民本思维的著作，作者从前朝消亡的检查反思下手，论说民本的重要性：
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大众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穷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従，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其一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全国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怎么办不敬？”
其二曰：“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乱其纪纲，乃厎消亡。”
其四曰：“分明我祖，万邦之君。有典有则，贻厥节俭。关石和钧，王府则有。荒坠厥绪，覆宗绝祀！”
其五曰：“呜乎曷归？予怀之悲。万姓仇予，予将畴依？郁陶乎予心，颜厚有内疚。弗慎厥德，虽悔可追？”
众所周知，夏亡于桀，这个检查上最早的王朝，因无德而失国统。夏朝为后世带来的检查经历便是：“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在讨论商朝消亡原因时，周公初次提出了“保民”这一治国理念。周公以为，周朝想要将国祚延续下去，就有必要罗致前朝的前车之鉴，不能重蹈商朝不注重民本的覆辙，力行“保民”。
当然，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敬德”的基础上的。《尚书·周书》的部分说到，殷商之所以走向消亡，便是由于不敬德而引起天谴。之所以周能代商，亦是由于先王（文王）曾在开展过程中“敬德”且“明德”，所以才干建立控制位置，替代无德的商朝。想要让周朝的控制位置继续下去，就有必要仿效先王，进行“敬德”。
跟着年代的开展，周公所提出的治国理念已逐步不适用于周朝的开展趋势。因而，孟子在“保民”的基础上，突出了仁政、王道的理论。所谓仁政的政治表现，便是与民歇息，“省惩罚，薄税敛”。与周公相同，孟子亦在前朝的消亡经历中罗致到经历，提出“暴其民甚，则以身弑国亡”。
除此之外，孟子还总结了夏商周三代得全国的原因，以为：大禹、成汤、文王都是由于仁政而获得全国，而桀纣皆是由于不仁而失全国。在孟子的论说中修正严苛看到，“仁政”的概念比“德政”愈加广泛，可是，其本质仍是“保民”。
《寡人之于国也》里清晰说到：
“七十者衣帛食肉，大众不饥不寒，但是不王者，未之有也。”
在孟子眼中，那些严苛获得全国的控制者，所实施的王道皆是仁政。不同于周公的德政，孟子的仁政中还带有民贵君轻的建议，这是孟子思维中较有特征的当地。
孟子表明：
身为君主的控制者有必要注重大众，土地、公民和政事是君主治国的“三宝”。假使，君主犯了大差错，臣子严苛谏言，假使，君主不听谏言则臣子有权利逼其易位。至于像桀纣相同的无道昏君，普天之下人人得而诛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