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结”是要出一笔银子来买的，其时每一省设一印结局，但凡参加印结局，出名为同乡具印的，每月能够分一次印结费，一般每人能够获得几十两银子的收入。
这样看来，即便是最为清贫的初级京官，各式各样的额定收入，也超越正常收入的十几倍，有实权的官员乃至能够到达百倍、千倍的境地。
雍正的“养廉银”准则
《清全典案例》记载：养廉银根据地域和官职的不同，一般为本薪的10倍到100倍。当地总督为15000至20000两；巡抚为11000至15000两；布政使为6000至9000两；按察使为4000至7000两；最小的当地主政官知县也有1200两。
看似许多，满足一家之用。官员们聘个师爷，寻个幕僚，再养几个杂役、奴才保持面子算算也是够用了，但官场之间迎来送往太多，做任何事情还要表现个官威，时不时的要救助和扶持一些乡中子弟进学等等，一年下来，也绰绰有余。例如：晚晴重臣曾国藩在翰林院任职期间，寄回家书抱怨：“目下光景渐窘，恰有俸银接续，冬下又望外官例寄炭资，本年尚可牵强支撑，至下一年则更难筹画。”
清朝的“养廉银”准则，并不能从根本上处理官员的廉洁问题，只要厚禄而没有强有力的监管准则，“廉洁奉公”只能凭官员本身的良知，大多成为一句废话。养廉银准则，在雍正朝，因为皇帝对贪官的严惩不贷，仍是起到必定正面效果的。但从乾隆朝开端，因为准则的松懈以及皇帝本身铺张浪费、好高骛远的性格，养廉银准则现已名不符实。
乾隆年间最大的贪官、曾任首辅的权臣和坤嘉庆皇帝下旨被抄家时，珍珠、宝石“胜于大内”，“藏银、衣物数逾千万”，“夹墙藏金二万六千余两，私库藏金六千余两，地窑埋银三百余万两……”，其间部分是和珅好经营之道，自己挣来的，但大部分仍是以权谋私、纳贿贡献所得。
乾、嘉今后，清朝官场卖官鬻爵、贪婪受贿现象肆无忌惮，日益严重，直到清朝消亡，这一现象也没有得到改观。雍正当年期望经过养廉银准则，培育官员们廉洁性格的初衷终究成为泡影。
参考资料：
《清稗类钞》
《曾国藩全集·家书》
《道咸宦海见闻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