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影响的还有杨松发的大哥。“去哪里上班哪都不要，最多三个月就把他赶走了，弄到最后大儿子也跟我哭。”杨宝兰说。
杨宝兰的老伴曾是天津一家国企的员工，而她作为职工家属也在该公司工作过。说起年轻时工作，杨宝兰颇感自豪，她说虽然没什么文化，但师傅总夸她比其他读过书的人干得还好。然而碰到儿子杨松发这件事，她说自己却一窍不通。
杨宝兰孙子曾住的房间 （佟西中摄）
为了给儿子申诉并抚养孙子，杨宝兰捡起了废品。在她位于天津大港区一间两室的分配房中，原来孙子住的一间房间，堆满了捡来的废品。而她自己的房间，同样堆满杂物。
屋子是在一层，不到二十平米的房间里，只有窗口和屋外棚房的夹角处能透进一些光，即使白天开着灯，依旧有些昏暗。
“不怕你笑话，很多生活用具也是捡来的”。杨宝兰说，2012年她卖废品时一天能有六七元收入，好的时候能卖到10元钱。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杨宝兰的身体也越来越差。前几年，她因为肾结石摘掉了一颗肾，去掉了部分肋骨，另外一颗肾功能也不好。
在得知中国新闻周刊要来采访，杨宝兰无法打扫卫生，甚至连腰都弯不下来，还是邻居帮忙收拾了一下家务。她说“这一身病，很多都是当初申诉造成的”。
十多年来，杨宝兰记不清多少次往返京津两地。最开始在天津当地申诉，后来有人指点说要到北京，她又跑遍了北京各个部门递交案情材料，同样吃了不少闭门羹。
据杨宝兰回忆，申诉的日日夜夜里，无论冬天还是夏天，涵洞里、长椅上，甚至厕所里都睡过。在这个过程中，她患上了全身的类风湿，睡觉连床都翻不了，“你不要看我受罪了，什么都不要紧”，她说为了儿子她什么都可以做。
即使在这些岁月里，杨宝兰说自己还是遇到了一些温暖的事。晚上睡觉用的纸箱子就是借来的，当时“我就和小卖部的老板说，这纸盒子我用完了明天还给你。老板也就答应了。”
在杨宝兰的印象中，这样的好人还有很多：有时候复印材料时，别人看她实在可怜，“块八毛的复印费就不要了”；有时候坐公交车，车费人家也不要了；还有很多人把废品直接给她让其去卖钱。
从2007年算起，作为邻居的刘胡顺已经帮助杨家10多年了，他帮助杨宝兰写申诉材料、寄材料，甚至跑遍京津很多部门。
在刘胡顺的印象中，杨松发是比较瘦弱的，案件也有很多疑点。但他坦言也曾动摇过，担心“搞错了”。
刘胡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曾在电话中质问杨松发“到底有没有杀人”，杨松发坚称没有杀人。正是这三分钟的通话坚定了刘胡顺帮忙的决心。
当年案发地——青静黄河北岸
无罪契机
杨松发的代理律师吴丹红曾对媒体说，当时杨宝兰拄着拐杖找到他，请求他为其儿子伸冤，“感动于其诚意，考虑其经济状况”就免费接手。
吴丹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推动这起案件重审阻力重重，最大的阻力来自于原审法院。“请求阅卷的合理要求被断然拒绝”。
无奈之下，吴丹红只能通过最高人民法院远程接访，突破原审法官的阻力，而这也只是阅到了审判卷，侦查卷不在其中。2018年12月，最高法院指令天津高院重审此案，之后几个月律师才阅到了包括侦查卷在内的全卷，“一看都是问题”。
今年9月24日，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就此案开庭再审。吴丹红、赵德芳为杨松发作无罪辩护，出庭检察员也当庭建议改判杨松发无罪。法院将择期宣判。
检方认为，原审判决采用的有罪证据中，直接证据只有杨松发的有罪供述，在案的间接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体系，结合全案证据无法得出唯一结论，不能除出他人作案的可能性，原审判决认为杨松发故意杀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建议依法宣告杨松发无罪。
受访者供图：杨宝兰及其家人和律师在法院外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