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生活看起来没有意义，其实后面隐藏着非常重要的东西。”王笛说，他写成都茶馆，表面上看起来是研究日常生活，但后面其实隐藏着文化冲突，即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如何保护地方文化等多重问题。
查阅老报纸就整整一年
进入微观历史世界，王笛面临最大困难在于，关于民众的历史资料本来就少，资料寻找自然异乎寻常的困难。
王笛几十年前就到成都市档案馆、重庆市档案馆、四川省档案馆、第一历史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寻找资料，那种感觉就像大海捞针一样，常常是寻找一天也一无所获。王笛回忆说，写第一本研究成都的著作《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之时，他将1912年至1949年在成都出版的《国民公报》查阅了整整一年，当年是通过通过馆际借书，把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所藏微缩胶卷借到霍普金斯大学，每天到校图书馆放在阅读器上逐页查阅。所复印下来的这些报纸的总字数应该有几百上千万字，但《街头文化》最终采用的微乎其微。
王笛寻找资料，有任何蛛丝马迹都不会轻易放弃。上世纪90年代末，经过五年多努力，他在成都档案馆等地查找到关于成都社会的各种珍贵资料，他将复印件装到手提箱带上飞机，须臾不敢离。这些资料有的体现在《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去年秋天，王笛听闻四川大学有一批“麻袋资料”要淘汰掉，他想这些资料与自己的研究或许有关联，于是雇用当地研究生帮他筛选，目前他正在仔细整理和筛选这30多个文件夹的资料。
“怎样弥补资料的不足，我求助于文学的描述。”王笛有一个观点，不要过度迷信档案，他在研究袍哥过程中就发现，有的袍哥被抓就有出打成招的假口供。他认为，一些文学叙述某种时候真实性更高。因此，他写茶馆就借用李劼人《死水微澜》对茶馆的描述，王笛认为，作者在晚清生活过，经历过那些事件，茶馆民众生活的描述来自于他亲自的观察，是可信的。
在王笛看来，了解20世纪下半叶的普通人的生活，莫言写的土改，梁晓声的北大荒知青，金宇澄写的上海市民生活，更不要说路遥笔下的《平凡的世界》的黄土高原，都来自其亲自调查或经历，这些事情历史学家没有做，但文学家做到了，“这些文学作品基于生活，不是凭空想象，所以我对文学资料非常重视。”
“在澳门，我其实在关注秘密社会的问题。”王笛更提及，澳门未经历过战争，资料保存完备，这对研究澳门有很多有利条件，“写完袍哥的下一步，我将准备采访《濠江风云》参与制作的人。”
